魯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如同一個精神座標，成爲我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核心。
而我國的新興木刻，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魯迅先生倡導扶持下，得到成長、發展的。
在魯迅先生看來，一個國家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尊重本國人民的欣賞習慣，“喜聞樂見”是作品能夠更好地發揮社會功能，能夠廣爲流傳，能夠深入人心的關鍵。
爲此，魯迅先生把版畫視作爲革命的、大衆的藝術。他積極地介紹國外的優秀版畫，如德國柯勒惠支的作品以及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版畫，爲當時的青年木刻工作者，樹立起鮮明的旗幟，確立了革命版畫的方向。
上世紀三十年代，由魯迅先生倡導的中國新木刻運動在左翼文化的推動下蓬勃發展。
上海美專學生積極響應，先後成立了“未名木刻社”，“MK木刻研究會”、“鐵流木刻研究會”等，得到導師魯迅先生的指導、幫助和支持。
魯迅先生爲了把創作版畫移植到我國的土壤裏並使之生根開花，澆灌了自己的心血。他諄諄教導上海美專學生們要把外來手法與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爲創造具有我國自己民族風格的版畫而努力。
這幅羣雕《魯迅與上海美專學生》，就是當時的魯迅先生與上海美專學生交往實況的縮影。
事實上，魯迅先生倡導的中國新木刻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年延安的木刻工作者們，與工農相結合，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不僅極大豐富了創作的源泉，並且由於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作品的面貌也有了改變。
由於繼承發揚了民族、民間藝術傳統，吸取民間年畫和剪紙的手法，使畫面明朗而拙樸，開創了具有鮮明中國風格的延安木刻。這時期木刻藝術上的巨大成就，已爲世人所公認，爲我國後來的版畫藝術的發展樹立了榜樣。
作爲一名文化工作者，作者的生活經歷，氣質、趣味的傾向，對作品的面貌都具有決定作用。只有從民族、民間藝術遺產中汲取養分、取得借鑑，纔會有更加廣闊的創作天地。
前文所述的南藝校友、如名畫家董希文，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對古代的壁畫曾進行了近三年的臨摩與研究，就更加堅定了他探求油畫民族化的道路。
南藝校園內還有着衆多的人物雕像，從卡爾馬克思、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到康有爲、梁啓超、蔡元培等等，它們分佈在學府的各個區域，與錯落有致的建築、絢麗多彩的鮮花綠植融爲一體，在歲月的風中爲莘莘學子們講述着歷史的故事，也爲底蘊深厚的百年藝校增添了一座座標誌性的人文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