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底，我是從英國“逃回”國內的。22小時的航程裏，我一直戴着耳機、盯着屏幕，一部接一部的看電影，直到眼淚唰唰地流個不停，不知道是過度疲累還是僅僅因爲想哭而已。
劉瑜在《觀念的水位》裏寫到，知識分三種：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和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三十歲之前，在我有限的認知裏，世界分成兩個部分，我知道的和我不知道的。所以，當我與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世界撞了個滿懷的時候，我落荒而逃。
在曼徹斯特的國際學校裏，第一節課上，向來寡言的我卻給老師和同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爲在General English的課堂上，Sara老師提的幾個關於詞彙和語法的問題被一片沉默淹沒之後，出於同爲老師的共情，我一一做出瞭解答。於是，他們記住了那個英語不錯的中國女孩，Zoe。
在之後的課堂上，Sara習慣把她認爲有一定難度的問題統統拋給我，出於某種後來讓我感到疲憊的信任。於是，同學們私下開玩笑地叫我“girl Jason”。我一直不明白這個戲稱的含義，直到入學一週後，那個名叫Jason的瑞士男孩出現在教室裏。那天，General English的課堂上，Sara把2/5的問題拋給了Jason，2/5的問題拋給了我，而對於剩下的1/5，很多同學選擇了沉默。後來，我才知道，班上的同學不太喜歡Jason，或許因爲Sara毫不掩飾的偏愛，或許因爲Jason的聰明、陽光和不懂謙遜的張揚。當然，這種不喜歡並不會被人輕易察覺，因爲Jason習慣性的缺席。
或許，意識到被Sara偏愛並非我的個性使然，同學們對我倒是甚爲包容。
最後兩週我在課堂上的沉默，多少讓Sara和其他老師有些喫驚。幸好，在課程結束的那一週，之前的同學都已陸續回國，Sara的請假也讓我不用去面對她眼神裏的質疑。而我喜歡的寫作老師Brain，那個內斂的英國老頭秉承了英國紳士的風度，不動聲色地包容了我的沉默不語，只是一如既往地在我的作文紙上畫滿綠色的下劃線，然後給出最高的分數。
說不清是什麼事情讓我突然沉默，但太多無法言語的內心撼動，一點點蠶食了我說話的欲求。似乎也是從那時起我終於理解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修道士和修女們在凌晨4點的靜默中抄寫經文的虔誠。他們或許也在找尋某種內心的寧靜與篤定。
我試圖在沉默中找尋一個答案，關於那個我以前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世界。
那部分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我說不清楚，恰似希臘羅馬神話中萬神的起源——Chaos（混沌之神），一團無法看清的霧氣，卻是一切生命的源起。
可是，有時它也有具體的樣子。例如，在課堂上討論“環境保護”，坐在我身邊的退休的巴黎設計師James讓我知道，原來環保不只是口號和標語，不只是一篇篇滿是論點的作文，不只是志願者活動。相反，環保在生活的每一處細節裏，比如花園裏的堆肥箱，房檐上自己安裝的集水槽，數年不更新的衣櫥······
例如，意大利某市突然坍塌的橋樑引發了意大利同學在課堂上的慷慨激昂，他們的表情和言語都在述說着與己切身相關的擔憂和不滿。原來，政治不止於新聞聯播，政府也不是官員的集權地。不論是民主還是法制，參與政治應是公民合法的自由。劉瑜曾寫過，“人之爲人的尊嚴總要一個表達的渠道。”
例如，黑人並不是犯罪、貧窮和疾病的代言人。在我寄宿的移民社區，85%都是黑人，他們會成羣站在店鋪門口，有時低語有時歡笑，然後在我經過的瞬間沉默地把目光統統投向我。後來，我才意識到，當我經過的時候，總是習慣性地繃緊了神經，低頭迅速走過。一定是我的緊張觸動了他們心底長久的敏感，他們必定也是不信任我的。之後，我開始走近住在同一樓裏的非洲移民，我在那條印有長頸鹿、大象、灌木但已褪色的Kanga（肯加，非洲女性穿的裹裙）上看到了非洲大草原的廣袤，我在他們從事的卑微工作裏看到了所有人都可能經歷的艱辛，我從他們在曼城街頭和各種音樂節上推着小車販賣劣質廉價商品的身影裏看到了格格不入······
例如，英國第七大城市曼徹斯特的街頭隨處可見的流浪漢，他們大都是年輕的男性，消瘦的身軀坐在或躺在紙板上，在英國的寒風冷雨中瑟瑟發抖。他們也是那個世界經濟強國的一部分，他們代表了蕭條經濟下的絕望、放任慾望的墮落以及戰後迫不得已的逃亡。後來，我總有這樣的疑惑，“中國的乞丐去了哪裏？”有人說，他們消失在中國騰飛的經濟裏；有人說，他們消失在城管的嚴打中；還有人說，他們換了更高超的騙術，遁形於浩瀚的網絡世界裏。
例如，不管是倫敦、利物浦還是曼徹斯特的中國城，我都沒有走進去的勇氣，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道道色彩豔麗的雕花石門象徵了某種“生人勿進”的禁忌。可是，我是中國人，不應該被歸爲生人之列纔對。但是，在英國，我突然不知道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校園裏，中國學生通常分爲兩種，能融入的和不能融入的。他們最明顯的區別在於，能融入的中國學生是不會和其他中國學生扎堆的；而不能融入的，幾乎是各成一派，有的早已習慣獨來獨往，有的眼裏則寫滿了幾近絕望的無所適從。我屬於哪一種？或許兩種都是，或許兩種都不是。
在我所在的班裏，有一個正在讀研的中國女孩，她消瘦沉靜，身上總裹着一件單薄的風衣。她表情裏有刻在骨子裏的傲氣，但她每次落座時會像其他同學一樣，隨手把包扔在地上，只不過每一次動作都顯得太過刻意，所以包落在地板的瞬間總會發出震懾人心的“嘭”聲，即使是在鋪了地毯的教室裏。短短一個月，她的消瘦變成了蠟黃，她身上的風衣也裹得更緊。在她結束課程之前，她陪我去charity shop找二手書，然後我們在公園的草地上坐下，手邊是一堆淘到的舊書。我們聊眼前的困頓，以及她因不適應和過大的壓力，患上的輕度厭食症。那個下午，我們聊了很久，卻沒有談及過往和未來。或許，我們都清楚，相知僅停留在眼前的那一刻。此外，出於某種無法解釋的共識，從相識到最後的告別，我和她的交流僅限於英語。或許，那就是爲什麼在整個學校裏，我成了她唯一願意走近的人。我們都在試圖找到融入的位置，而她的努力總是帶着近似偏執的倔強。
我曾獨自走在曼城的街頭，一個亞洲女孩試探性地走近我，然後小心翼翼地用中文問我是否是中國人。我點頭的瞬間，她的臉上綻開了如獲救星的笑容。異國遇同胞的喜悅似乎讓她忘了在國內陌生人之間的距離，手臂擦着手臂，一路她和我漫無目的地遊走。她抱怨英國的食物、天氣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語氣裏有某種不容置疑的篤定。我不知道是否是遠渡重洋的緣故，在國內人與人之間漸行漸遠的疏離在她的記憶裏似乎已經模糊不清。或許，她只是在刻意否認或遺忘着什麼，關於她的過去。分別時，女孩加了我的微信，她說，“明天我們一起喫午飯吧。”可是之後，我們再沒有見面，因爲學校的課程安排，也因爲我的屢次婉拒。
在湖區小鎮的某個店鋪門口，我遇到了一個氣急敗壞的中國同學。她用中文向我警告，“不要進這家店。明明是中國人，卻一直拒絕講中文。東西貴得要死，對於同胞也沒有任何折扣。”不過，我還是進去了。因爲我是被小店的門面裝飾吸引而來。或許因剛剛的不愉快，當看到另一張亞洲面孔走進店裏的時候，店主臉上多了幾分警覺。我衝她微笑，然後走到店裏的其他客人當中。在一個玻璃櫥櫃裏，我看到一副木刻的耳環，一對精巧的雛菊。我問店主女孩是否可以取出來讓我看看。當我用英語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女孩臉上的警覺即刻消散。女孩把耳環放在我手裏的時候，我看清了她的樣子，那是一張精緻的臉，表情裏有幾分冷傲。漂亮女孩總是被偏愛，即使冷漠，她們讓人想到的只會是“冷豔孤高”，而非“故作清高”。
耳環上沒有貼價碼，於是我向店主詢問。她說出價格後，消失的警覺再次出現在眉宇間。之前在曼城美術館的商店裏看到過幾副一位當代藝術家設計的耳環，金屬質地，簡約利落，有一種幹練的美。這一副木刻耳環相比之下做工稍顯遜色，卻比它們中的任何一副都貴。可是，這副輕巧得幾乎如羽毛般的木製耳環觸碰到我手心的時候，我似乎感覺到了那隻握着刻刀的手的溫度。我想，這副耳環很適合母親。在我神遊的片刻，女孩臉上的警覺越加明顯，或許她在想，當我開口還價的時候該如何拒絕。可是，我沒有還價，我只是衝她微笑，“請幫我把它們包起來，謝謝。”對於這副耳環背後的用心，我不知道還什麼樣的價纔算合適。
正是這一樁樁、一件件不曾出現在我認知裏的事情，帶我走進了一座迷宮，然後我越是往前走，就越找不到方向。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失語者，突然間失去了和周遭一切交流的欲求。
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我開始意識到自己遊客身份的可笑。在每天的走馬觀花裏，我不信任自己看到或感受到的沒有夾帶旁觀者無法避免的偏見。我厭倦了那種作爲observer（觀察者）無法逾越的距離感，於是，我想逃跑，想逃離那個我無法靠近的異國他鄉。因爲我害怕自己的一己成見，將會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潑上中傷的污跡，就像很多人曾經做過那樣，就像很多人現在做的那樣，就像很多人將會做的那樣。
回國後，是如夢魘般糾纏不休的失眠。我知道自己的逃避並不是答案，可是，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視角去面對自己的生活。於是，困頓和茫然在白晝和黑夜裏糾纏交結，讓我分不清現實與夢境。在持續一個多月的整夜無眠之後，我問自己，“我會不會就這樣突然死去，帶着永遠無法紓解的困頓？”
2019年3月，我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一個重新踏上異國土地的機會。但這一次不是作爲旁觀者，而是以一種此後兩年我都無法解釋清楚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一定有這樣一個身份存在，一定有某種角色可以清楚定義我的渴求。
然後，在太多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對中，我邊踐行着對自己的承諾，邊找尋那個我無法界定的身份。當不理解的聲音越大，我越渴望找到它，似乎它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
在宗教裏，關於明確身份，有這樣的傳說。
在藏地深處有一羣虔誠的教徒，他們相信每一個神明皆有自己的真實姓名，只要找到了正確的名字，就可以證明天神的存在。可是，僅用人力去排列組合所有的可能，大概需要花費幾十萬年的時間才能找到答案。後來，科學家們發明了一種機器，完成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運算僅僅需要100天。然後，一百天後，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因爲那一羣信教徒真的找到了神明的名字。
當然，我不是反人類主義者，講這個故事僅爲證明，一個明確的事物自有力量。
寫下這篇文章是因爲我終於找到了那個身份，在許知遠的《遊蕩集》裏。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找尋了太久，初遇的欣喜之後，餘下的卻是沉寂的平靜。不過，我依然感激，對於這個遲來的歸屬。
Cosmopolitan，世界主義者，烏托邦式的理想家。
後記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在我寫完這篇文章的那個凌晨，我收到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郵件，他們接受了我的博士申請。或許，界定清晰的身份確有某種力量。
這一次，我可以以世界主義者的身份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