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維導圖 ·——
——· 關於本書 ·——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的成名之作。這本書融匯了他數十年的人生經歷與治學體會，貫穿其中的就是他的所謂“大歷史”的觀點，並且由點至線、由線到面地將人物與史實銜接起來，最終放眼於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特點，給人啓發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後，被美國多所大學採用爲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
——· 關於作者 ·——
黃仁宇 （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 本書金句 ·——
1.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和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
2.皇室的情誼不同於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誼的那種由於互相關懷而產生的永久性。
3.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
4.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爲作掩飾則被認爲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繫，從來也沒有可遵守的成文條例。
——· 文稿 ·——
今天我要爲你解讀的是一本史學名著，《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可是大大的有名，它是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銷量很大，已經有二百多萬冊了，影響也很大。前一段有一個很火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裏面高育良書記的情人高小鳳熟讀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據說就讀成了明史專家。
這個情節當然荒誕不經，但是足以說明《萬曆十五年》的價值與影響。這本書一紙風行三十年，以至有“不讀萬曆十五年，讀遍詩書也妄然”的讚譽以及“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說法。因此這本書也入選了“改革開放20年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
這本書中文版大約二十六萬字，我用二十六分鐘左右的時間來爲你解讀一下。
首先，這本這麼有名的書，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從名字上看，黃仁宇講的是明朝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事情，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公元1587年，在中國爲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爲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爲平平淡淡的一年。
黃仁宇爲什麼要特意選取平淡的一年，而不選那些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大事的年頭呢？是因爲他寫這本書，是爲了向讀者展示大明王朝的政治全貌，而不是單純地聚焦於某件大事。所以他要選擇一個正常的年份，來觀察這一年的大明王朝官僚系統的運轉。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黃仁宇以六個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來結構這本書。《萬曆十五年》全書共有七章，除了第一章外，後面六章每一章都寫了一位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展示大明帝國的政治運轉，並分析它的內在機理。
這六個人物，第一個是國家元首、萬曆皇帝朱翊鈞。他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所以花的筆墨也最多。第二個是明代著名的權臣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小的時候，他其實就是國家的一把手。第三名是張居正死後接替他擔任大學士、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的申時行。這個人的性格與張居正截然不同。張居正性格強悍，雷厲風行。申時行則要更爲老練穩重、陰柔圓滑。以上三個人都是政治最高層的核心人物。接下來三個人，一個是清官楷模海瑞，是中層文官的代表。一個是大將軍戚繼光，是中層武官的代表。還有一個，是官僚體系外的人物，當時的名士、思想家李贄。
這幾個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們都是時代的佼佼者，他們也都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存在嚴重的問題，都想盡自己的力量挽救這個王朝。萬曆皇帝一開始登基的時候，並不像後來那樣懶惰，而是頗想有所作爲。張居正是強人政治的代表人物，以自己的鐵腕搞了十年改革，申時行雖然與張居正風格不同，但是也在擔任首輔的九年當中也是殫精竭慮。海瑞以極端的苦行來踐行自己的操守，戚繼光爲王朝的軍事變革貢現了傑出的智慧，李贄則在文化和思想上進行了艱難的探索。
然而最後，他們一個又個都敗下陣來。他們期待的萬曆中興的理想終成泡影。因此他們都是失敗者， 這六個失敗者的羣像，組成了一個失敗的王朝。
當然，失敗的原因很複雜，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他們互相之間的衝突。你比如萬曆皇帝，歷史上一直罵他是一個懶惰的不思進取的皇帝。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說過，剛剛即位的時候，萬曆一度是很勤奮的，很想有所作爲。因此書中描寫了萬曆堅持步行從宮中走到天壇去求雨，來回要很長時間，非常累，但是他爲了表達他對上天的誠心，堅持要這樣做。
那麼，萬曆爲什麼後來變得懶惰了呢？其實也許不叫懶惰，叫消極。這主要原因是萬曆不久就發現他被套在帝國體制的套子裏，可以發揮自己主動性積極性的空間很小。黃仁宇先生用很大的篇幅描寫了當時政治禮儀，比如在有一些禮儀場合，萬曆戴着那個我們在皇帝畫像上常見的綴有十二串珍珠的冠冕，看起來挺好看，但實際上極不舒服，因爲你必須非常慢地非常平穩地走路，這些珍珠串纔不會打到你的臉。但這個東西就是這麼設計的，目的就是要讓你所謂“舉止端凝”。因爲在傳統士大夫看來，皇權的象徵意義也許大於實際意義。一個皇帝，最好是高居端拱，要四平八穩，不要標新立異。所以萬曆不久就發現，他只是大明王朝這輛老舊大車上的一個零部件，必須與其他零件一起配合運轉，一旦自己有什麼稍微背離祖訓的舉動，這輛車子的其它部件就不配合，整個大車就運轉不下去了。
因此，剛剛登基的時候，萬曆皇帝努力打倒張居正，肅清張居正的影響。因此張居正活着的時候，他純粹是一個木偶，什麼也幹不了。
但是張居正死後，他抄了張居正的家，否定了張居正的政策後，他仍然無法乾綱獨斷。爲什麼呢？他仍然要面對龐大的文官羣體。這個文官羣體是有着強大的力量的，他一個皇帝實際上根本應對不了。
怎麼應對不了呢？比如這個文官集團要管他的家事，他愛哪個女人不愛哪個女人，要讓哪個兒子接班，這個他自己決定不了，文官集團要按儒家禮法替他決定。比如萬曆不喜歡自己的皇后王皇后，喜歡鄭淑妃，而且特別喜歡鄭氏生下了的兒子朱常洵，試圖冊立朱常洵爲太子。就因爲這件事情，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較了幾十年的勁。文官集團說，立太子，最好是立嫡長子。可是皇后沒兒子，怎麼辦？你皇帝要多和皇后同房，不要總和鄭淑妃同房。沒有嫡長子就要立庶長子。萬曆說庶長子笨，身體不好，文官集團說，那都不礙事，關鍵是要遵守儒家原則，立繼承人要立長。
就這樣，搞了幾十年，萬曆罷了無數人的官，最後還是沒有取勝，還是不得不把自己最不喜歡的兒子立爲太子。
這樣萬曆就很鬱悶，很消極，得了抑鬱症，他的反應，就是幾十年不上朝。
所以歷史細讀起來，是很有意思的。
講完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我們再來講一講這本書的寫法。爲什麼要分析這本書的寫法呢？因爲獨特的寫法是它獲得暢銷的原因之一。
這本書最早是一本英文著作，曾經多次遭遇美國多家出版社的退稿。
市場化的出版社認爲，這本書夾雜有大量思辨性的內容，對普通讀者來說，有很大閱讀難度。從本質上來說，這本書應該屬於學術著作。
而學術類出版社的編輯認爲這書的寫作方式過於文學化，不能當學術書出版。
所以作者黃仁宇很鬱悶，乾脆自己動手把這部書稿譯成中文，定名爲《萬曆十五年》，託人帶到國內碰碰運氣誰也沒想到，這本書一經中華書局出版上市，市場反響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萬冊，很快就銷售一光，在讀書界引起很大轟動。後來三聯書店拿過這本書的版權，將它作爲“黃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冊出版。雖然沒有做任何營銷，但是《萬曆十五年》還是迅速成爲大陸最暢銷的歷史著作。嗅覺敏銳的臺灣出版商立刻推出臺灣版，同樣引發巨大轟動。爲什麼沒有經過任何宣傳，卻能一紙風行呢，主要原因是這本書好讀。
在具體的寫法上，這本書是以細節和故事構建起來的。出版了該書檯灣版的出版家陶希聖評論道：
“黃仁宇博士這本書，以萬曆十五年爲定點，選擇幾個人物與幾件公案，隨意隨筆，邊敘邊議，將有明一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樣，連鎖起來，讓讀者從頭到尾，一顆顆數下去，不忍放手。無怪乎它成爲今日文史學暢銷一時的讀物 。”
確實，它的一大特點，是把文學化的手法和史學性的分析結合起來。
我們來看看這部著作的第一章《萬曆皇帝》，看看作者是怎樣用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展開全篇：
這一年陽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爲確係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爲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我們看，這顯然是一本歷史小說的語言，而不是一本學術著作的語言。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康熙大帝》的開頭：
順治十八年正月，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剛過完年，一羣一羣的叫花子像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又開始沿街乞討。北京城哈德門以西的店鋪屋下、破廟裏擠滿了這些人。一家家、一窩窩在城牆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長住下來的意思。好在自李闖王兵敗以後，北京城內屢遭兵亂，人口十去五六。東直門內外瓦礫遍地，有的是空閒地方，不然真要人滿爲患了。這些人大都操關東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隸、山東、河南一帶的人，他們披着襤褸的棉襖，腰間勒根草繩，端着破碗向人們討飯。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開場白在敘事的風格上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從描寫天氣，描寫城市的風貌場景開始。表面看起來很平淡，實則氣勢宏大，都是非常精彩的開頭。
在這本書裏，黃仁宇就是用文學化的語文，用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展開了這一章的敘事。
說的是一大堆官員不知從哪聽到的消息，說是萬曆皇帝要開會，午朝，於是紛紛奔赴皇宮。結果滿頭大汗跑到端門，發現沒有任何要開會的樣子，負責點名的侍衛將軍也不在。顯然，這是出了烏龍，萬曆皇帝根本沒有開會，所以大家拍拍屁股回家了。
黃仁宇爲什麼要寫這件小事？他是要通過這樣一個離奇的事件，向讀者展示萬曆朝的政府管理已經何等混亂，連皇帝午朝這樣最嚴肅的政治大典都可能出現誤傳。由此向讀者提出一個懸念：大明王朝原本龐大而嚴整的官僚機構是如何演變成今天這樣的懈怠混亂的呢？
因此，這本書成功的要點之一在於，作者能嫺熟地使用文學化的手法，達到史學的目的。因此楊乃喬說：
作者以文學性的寫法，傳達的卻是史識：他以1587年極爲平常的一天爲起筆,講述了一個宛如傳奇的歷史事件,一次訛傳的“午朝大典”,帶出萬曆皇帝這十五年所一一經歷過的繁瑣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寫了整個朝廷就是一個主要由文人管理的機構,這個機構刻板地按照祖宗不變的法則運轉着,是那麼的疲憊與乏味。
對普通讀者來說，他們不必讀大量的原始材料就能直接地感受到明代的政治氛圍。
當然，這樣獨特的寫法，只是這本書成功的原因之一。這本書大受普通讀者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提供了一個簡單明瞭的通史觀。
這也幾乎是一個規律：大部分影響力很大的通俗史學名著，背後都有一個清晰的觀點。
畢竟，普通讀者選擇讀歷史作品，不是爲了學習考證的技術，而是爲了獲取知識和結論。學者可能樂於展示自己的專業技巧，螺螄殼裏做道場，但讀者並沒有觀察皰丁解牛的耐心。
因此，對普通讀者來說，好的歷史作品是小中見大，從一個小的切口進去，能夠看到清晰的大的規律。
《萬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黃仁宇要展示的是整個中國歷史的全貌。他要告訴讀者的是，爲什麼從明代起，中國落後於世界。
黃仁宇的答案是， “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備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大一統體制一方面簡單有效地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傳統政治體制的弱點在於組織簡單，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彈性又欠實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務實地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表面上看起來如同龐然大物，實際上不堪一擊。因此黃仁宇認爲，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引入西方的“數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
這一解釋，或者有簡單武斷之嫌，卻與衆多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讀者的內心朦朧感受相吻合，道出了許多讀者想說又說不出的話。
針對一個巨大的問題，給出清楚明瞭的答案，是黃仁宇作品風行的另一個原因。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史學界對這本書的評價。
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我們會天真地以爲，這本書既然如此影響巨大，那接下來的劇情自然應該是從此黃仁宇先生就迎來學術的春天，獲得了學術界的鮮花和掌聲。
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
普通讀者可能只知道黃仁宇的盛名和其書的暢銷，卻不知道他在學術界受到什麼樣的排斥。
學術界對黃仁宇的反應是複雜的。兩岸歷史學術界的大部分主流學者，不約而同地對他表示出巨大的蔑視。
他在文字表達上的強烈個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說和論文風格的敘述方式，讓他的作品在普通讀者讀來味道濃烈，軟硬適度。他的注重“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大歷史觀，也更合適那些想迅速瞭解整個中國歷史成敗原因的閱讀心理。
然而，也正是因此，他備受學術界中那些特別看重學術規範的人的批評。他的文筆在他們看來是“粗野”的，雖然氣魄宏大但語言欠精準。在表達方式方面也是劍走偏鋒，過於追求新奇性和震撼力。“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爲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
尤其爲他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歷史觀”。黃仁宇說，“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學術界說，他的大歷史觀“粗糙、粗略、粗淺、粗鄙”，“嚴重不成熟”。“歷史學者或漢學家常質疑其半路出家，學術著作不夠嚴謹；驟然處理數百年、上千年的大歷史架構，總讓歷史學者覺得過於冒險，將歷史解釋簡單化。”
因此，正統學術界的主流看法是，黃仁宇的見解“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是歷史學的餘秋雨。”而臺灣人的說法，說黃仁宇是“歷史界的瓊瑤”。
臺灣著名學者龔鵬程甚至說：“我讀黃先生書，輒爲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黃先生的史學和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於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意思就是完全不及格，不到小學生水平。
當然，也有一些少數學術圈內的人對這本書表示肯定，最有代表性的比如朱學勤。
朱學勤說：
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爲資源，在大牆內別開生面，創穫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黃仁宇是幸運的。他的作品的意外走紅，在海峽兩岸贏得了源源不斷的稿費，支撐了他在被辭退後能維持二十年有尊嚴的中產階級生活，並且在死後讓他的妻兒生活有所依靠。
“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個人創作方面卻顯得很不幸運。無論是史學界和漢學界，他都沒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進行交流的同志，他應該是處在獨學而無友的狀態；他在一所並不出名的大學教着一門並不重要的課程；他所進行的一些學術嘗試，也經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響應。”
有南開大學的畢業生憤憤不平地提到，黃仁宇雖然曾就讀南開大學，但是南開大學提到傑出校友時，一般不會提到他。
那麼，有人問了，你張宏傑對黃仁宇是怎麼評價的呢？
我個人認爲，黃仁宇無疑是被正統歷史學界低估與苛求了。
其實，如果以學術圈內的嚴格標準去衡量，黃仁宇本來也有是有相當的學術份量的。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他獲得基金支持的專門著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都是被認可的學術著作。學界泰斗費正清和李約瑟都對他很欣賞，特別邀請他參與《劍橋中國史》、《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明代名人傳》這些重頭學術著作的撰寫。這本來是響噹噹的學術履歷。
如果不是因爲他寫了這麼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對普通讀者的歷史著作，在普通讀者中沒有如此巨大的影響，他不會受到學術界如此強烈的批評。
黃仁宇的作品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有些還是嚴重的問題。比如黃仁宇對於李贄的原著存在着諸如理解錯誤、斷章取義、孤證立論等各種失誤。置大量不利於其立論的史料不顧，先入爲主的偏見支配了其對於史料的取捨,此種做法當然是有悖於歷史研究的規範。
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歸納能力、綜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見的。我也佩服他的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勇氣。更不用提他的將學術成果通俗化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