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维导图 ·——
——· 关于本书 ·——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这本书融汇了他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贯穿其中的就是他的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并且由点至线、由线到面地将人物与史实衔接起来，最终放眼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 关于作者 ·——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 本书金句 ·——
1.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和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
2.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3.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4.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遵守的成文条例。
——· 文稿 ·——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是大大的有名，它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销量很大，已经有二百多万册了，影响也很大。前一段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高育良书记的情人高小凤熟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说就读成了明史专家。
这个情节当然荒诞不经，但是足以说明《万历十五年》的价值与影响。这本书一纸风行三十年，以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的赞誉以及“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说法。因此这本书也入选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这本书中文版大约二十六万字，我用二十六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解读一下。
首先，这本这么有名的书，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从名字上看，黄仁宇讲的是明朝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为什么要特意选取平淡的一年，而不选那些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年头呢？是因为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大明王朝的政治全貌，而不是单纯地聚焦于某件大事。所以他要选择一个正常的年份，来观察这一年的大明王朝官僚系统的运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黄仁宇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结构这本书。《万历十五年》全书共有七章，除了第一章外，后面六章每一章都写了一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展示大明帝国的政治运转，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
这六个人物，第一个是国家元首、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花的笔墨也最多。第二个是明代著名的权臣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国家的一把手。第三名是张居正死后接替他担任大学士、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的申时行。这个人的性格与张居正截然不同。张居正性格强悍，雷厉风行。申时行则要更为老练稳重、阴柔圆滑。以上三个人都是政治最高层的核心人物。接下来三个人，一个是清官楷模海瑞，是中层文官的代表。一个是大将军戚继光，是中层武官的代表。还有一个，是官僚体系外的人物，当时的名士、思想家李贽。
这几个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也都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存在严重的问题，都想尽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万历皇帝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那样懒惰，而是颇想有所作为。张居正是强人政治的代表人物，以自己的铁腕搞了十年改革，申时行虽然与张居正风格不同，但是也在担任首辅的九年当中也是殚精竭虑。海瑞以极端的苦行来践行自己的操守，戚继光为王朝的军事变革贡现了杰出的智慧，李贽则在文化和思想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个都败下阵来。他们期待的万历中兴的理想终成泡影。因此他们都是失败者， 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
当然，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冲突。你比如万历皇帝，历史上一直骂他是一个懒惰的不思进取的皇帝。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说过，刚刚即位的时候，万历一度是很勤奋的，很想有所作为。因此书中描写了万历坚持步行从宫中走到天坛去求雨，来回要很长时间，非常累，但是他为了表达他对上天的诚心，坚持要这样做。
那么，万历为什么后来变得懒惰了呢？其实也许不叫懒惰，叫消极。这主要原因是万历不久就发现他被套在帝国体制的套子里，可以发挥自己主动性积极性的空间很小。黄仁宇先生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当时政治礼仪，比如在有一些礼仪场合，万历戴着那个我们在皇帝画像上常见的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冠冕，看起来挺好看，但实际上极不舒服，因为你必须非常慢地非常平稳地走路，这些珍珠串才不会打到你的脸。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所谓“举止端凝”。因为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皇权的象征意义也许大于实际意义。一个皇帝，最好是高居端拱，要四平八稳，不要标新立异。所以万历不久就发现，他只是大明王朝这辆老旧大车上的一个零部件，必须与其他零件一起配合运转，一旦自己有什么稍微背离祖训的举动，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不配合，整个大车就运转不下去了。
因此，刚刚登基的时候，万历皇帝努力打倒张居正，肃清张居正的影响。因此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纯粹是一个木偶，什么也干不了。
但是张居正死后，他抄了张居正的家，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策后，他仍然无法乾纲独断。为什么呢？他仍然要面对庞大的文官群体。这个文官群体是有着强大的力量的，他一个皇帝实际上根本应对不了。
怎么应对不了呢？比如这个文官集团要管他的家事，他爱哪个女人不爱哪个女人，要让哪个儿子接班，这个他自己决定不了，文官集团要按儒家礼法替他决定。比如万历不喜欢自己的皇后王皇后，喜欢郑淑妃，而且特别喜欢郑氏生下了的儿子朱常洵，试图册立朱常洵为太子。就因为这件事情，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较了几十年的劲。文官集团说，立太子，最好是立嫡长子。可是皇后没儿子，怎么办？你皇帝要多和皇后同房，不要总和郑淑妃同房。没有嫡长子就要立庶长子。万历说庶长子笨，身体不好，文官集团说，那都不碍事，关键是要遵守儒家原则，立继承人要立长。
就这样，搞了几十年，万历罢了无数人的官，最后还是没有取胜，还是不得不把自己最不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
这样万历就很郁闷，很消极，得了抑郁症，他的反应，就是几十年不上朝。
所以历史细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讲完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本书的写法。为什么要分析这本书的写法呢？因为独特的写法是它获得畅销的原因之一。
这本书最早是一本英文著作，曾经多次遭遇美国多家出版社的退稿。
市场化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夹杂有大量思辨性的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应该属于学术著作。
而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认为这书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不能当学术书出版。
所以作者黄仁宇很郁闷，干脆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谁也没想到，这本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上市，市场反响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万册，很快就销售一光，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三联书店拿过这本书的版权，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册出版。虽然没有做任何营销，但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宣传，却能一纸风行呢，主要原因是这本书好读。
在具体的写法上，这本书是以细节和故事构建起来的。出版了该书台湾版的出版家陶希圣评论道：
“黄仁宇博士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定点，选择几个人物与几件公案，随意随笔，边叙边议，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样，连锁起来，让读者从头到尾，一颗颗数下去，不忍放手。无怪乎它成为今日文史学畅销一时的读物 。”
确实，它的一大特点，是把文学化的手法和史学性的分析结合起来。
我们来看看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万历皇帝》，看看作者是怎样用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展开全篇：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我们看，这显然是一本历史小说的语言，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的语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开头：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披着褴褛的棉袄，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开场白在叙事的风格上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从描写天气，描写城市的风貌场景开始。表面看起来很平淡，实则气势宏大，都是非常精彩的开头。
在这本书里，黄仁宇就是用文学化的语文，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展开了这一章的叙事。
说的是一大堆官员不知从哪听到的消息，说是万历皇帝要开会，午朝，于是纷纷奔赴皇宫。结果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负责点名的侍卫将军也不在。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万历皇帝根本没有开会，所以大家拍拍屁股回家了。
黄仁宇为什么要写这件小事？他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离奇的事件，向读者展示万历朝的政府管理已经何等混乱，连皇帝午朝这样最严肃的政治大典都可能出现误传。由此向读者提出一个悬念：大明王朝原本庞大而严整的官僚机构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懈怠混乱的呢？
因此，这本书成功的要点之一在于，作者能娴熟地使用文学化的手法，达到史学的目的。因此杨乃乔说：
作者以文学性的写法，传达的却是史识：他以1587年极为平常的一天为起笔,讲述了一个宛如传奇的历史事件,一次讹传的“午朝大典”,带出万历皇帝这十五年所一一经历过的繁琐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写了整个朝廷就是一个主要由文人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刻板地按照祖宗不变的法则运转着,是那么的疲惫与乏味。
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不必读大量的原始材料就能直接地感受到明代的政治氛围。
当然，这样独特的写法，只是这本书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本书大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
这也几乎是一个规律：大部分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史学名著，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观点。
毕竟，普通读者选择读历史作品，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结论。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并没有观察疱丁解牛的耐心。
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作品是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清晰的大的规律。
《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
黄仁宇的答案是， “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简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务实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庞然大物，实际上不堪一击。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数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这一解释，或者有简单武断之嫌，却与众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读者的内心朦胧感受相吻合，道出了许多读者想说又说不出的话。
针对一个巨大的问题，给出清楚明了的答案，是黄仁宇作品风行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史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
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我们会天真地以为，这本书既然如此影响巨大，那接下来的剧情自然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先生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获得了学术界的鲜花和掌声。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其书的畅销，却不知道他在学术界受到什么样的排斥。
学术界对黄仁宇的反应是复杂的。两岸历史学术界的大部分主流学者，不约而同地对他表示出巨大的蔑视。
他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也更合适那些想迅速了解整个中国历史成败原因的阅读心理。
然而，也正是因此，他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虽然气魄宏大但语言欠精准。在表达方式方面也是剑走偏锋，过于追求新奇性和震撼力。“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尤其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黄仁宇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学术界说，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因此，正统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黄仁宇的见解“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人的说法，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
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意思就是完全不及格，不到小学生水平。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学术圈内的人对这本书表示肯定，最有代表性的比如朱学勤。
朱学勤说：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黄仁宇是幸运的。他的作品的意外走红，在海峡两岸赢得了源源不断的稿费，支撑了他在被辞退后能维持二十年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在死后让他的妻儿生活有所依靠。
“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有南开大学的毕业生愤愤不平地提到，黄仁宇虽然曾就读南开大学，但是南开大学提到杰出校友时，一般不会提到他。
那么，有人问了，你张宏杰对黄仁宇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个人认为，黄仁宇无疑是被正统历史学界低估与苛求了。
其实，如果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本来也有是有相当的学术份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门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本来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
如果不是因为他写了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在普通读者中没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他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
黄仁宇的作品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还是严重的问题。比如黄仁宇对于李贽的原著存在着诸如理解错误、断章取义、孤证立论等各种失误。置大量不利于其立论的史料不顾，先入为主的偏见支配了其对于史料的取舍,此种做法当然是有悖于历史研究的规范。
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我也佩服他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更不用提他的将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