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時期的主體問題還表現在文化認同上，因爲主體的重建最終有賴於文化認同感的獲得。在《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中，北島宣稱：“我不同意關於‘文化的根’的說法。從年輕時代開始，我們吸取的營養就是來自不同文化的，那時寫的詩就受西方詩歌的影響。作爲作家，確實有文化認同的問題，而中文寫作本身就確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國詩人。像哈金用英文寫作，他就是美國作家。在語言上的忠誠和在文化上的反叛，會形成一種緊張關係，這又恰恰是寫作的動力之一。”
這段論述非同小可，涉及的是流亡時期的主體性如何重建的重大問題。這一時期北島的主體性過分依賴於對漂泊的生命個體的體認，有理由認爲，在與母體（祖國、社會、文化和語言）脫離的過程中，試圖造就一個新的強大的主體註定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過程。母語被視爲“唯一的行李”，可以被詩人從這個國度攜帶到那個國度。但是行李裏的東西可能由於歲月和空間的迢遙越來越古董化，而語言則是存在於歷史和現實中的，語言的活力根源於它所處的語境（歷史的以及現實的）。只要詩人仍舊把它理解爲可攜帶的也可以扔掉的行李，而不是體內之血，那麼，行李中的語言遲早會蛻變爲僵化的木乃伊。
歷史主體性的確立有賴於最終的文化皈依感，而流亡的北島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是曖昧的。文化中國如果僅僅停留在母語的意義上，而西方又是流浪途中必須超越的環節，那麼，即使存在一個主體性，也是一種東西方之間懸浮着的存在。而單憑語言問題最終解決不了認同的主體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