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第一臺便攜式磁帶錄像機 Sony Portapak 到達法國。不久之後，24 歲的卡羅爾成爲了全法國第二個買下它的人。第一個是戈達爾。
錄像藝術家卡羅爾·羅索普洛斯就此“誕生”。
她帶着這臺機器拍攝了關於美國政治活動家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的紀錄片《Genet parle d'Angela Davis》，拍攝了人權運動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包括巴黎的第一場同性戀遊行。
在 14 區的工作室裏，卡羅爾還組織了視頻拍攝的工作坊，尤其歡迎女性創作者加入。
一天，兩位女士敲了敲門，說想要加入。卡羅爾問了問她們的名字，其中一個叫德菲因·塞裏格。
卡羅爾並不知道她是誰，一起工作的女孩們卻已經開始驚呼了。
德菲因·塞裏格是誰？
她是 1963 年就已經憑藉《莫里埃爾》拿下威尼斯影節最佳女主的演員，是路易斯·布努埃爾、弗雷德·金尼曼等導演的女主角。
德菲因和卡羅爾都沒有意識到，她們相聚在工作坊的那一刻，改變了未來。
影像，是連結卡羅爾與德菲因的紐帶。
卡羅爾擁有攝影的經驗，德菲因擁有敏感與表達。她們作爲創作者，共同使用那臺錄像機，記錄下了 70 年代無數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解放運動。
1970 年，一羣女性舉着花籃和寫着“比無名的戰士更無名的，是他們的妻子”的橫幅，爲無名的女人遊行。
1971 年，343 名法國女性簽署了聲明，聲明自己曾墮胎，並要求墮胎權。（這是一種公民抗命的行爲，因爲墮胎當時在法國是非法的，公開承認墮胎會使她們面臨刑事起訴。）
其中包括凱瑟琳·德夫納（是枝裕和導演的《真相》女主角）、讓娜·莫羅（《通往絞刑架的電梯》女主角）、弗朗索瓦茲·薩岡、阿涅斯·瓦爾達、瑪格麗·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娃……
1973 年，卡羅爾拍攝了《拒絕做愛！激進分子進行墮胎》，用錄像機記錄下了一名女性墮胎的過程。
1975 年 6 月，一百多名性工作者佔領了里昂的聖尼濟爾教堂，並進行了罷工。卡羅爾和德菲因帶着錄像機進入教堂，起初並不被信任，但是她們說服了性工作者們，既然消息無法在教堂內外貫通，那不如用錄像機傳遞思想。她們在教堂外安裝電視，播放教堂內的錄像。在汽車剎車、鳴笛聲中，性工作者的訴求聲響亮：“我們納稅，卻得不到任何權利！”
還是 1975 年——被聯合國定爲國際婦女年的這一年，沒有一項諾貝爾獎頒給女性，也沒有一項法國文學獎頒給女性，時任法國女性事務部長的弗朗索瓦絲·吉魯（這位部長也是女性）卻說，這是好事。卡羅爾將當時的新聞做了“鬼畜”處理，剪輯進了新電影中。
1976 年，她們記錄下製表廠女工權利和需求完全被忽視的情況。“我們生病了，就是嬌氣，男人生病了就是因爲工作操勞的。”女工所控訴的字字句句，對照當下仍然有意義。
同年，卡羅爾和德菲因根據 SCUM 宣言導演了短片。在電影中，德菲因朗讀了 SCUM 宣言的法語譯本。
……
在這一系列活動中，卡羅爾和德菲因不只是記錄者，更是參與者。
“女性解放運動改變了所有女性參與者的生活。我們開會，但不是被迫參加會議，我們是去會見朋友，我們一起跳舞，去餐廳聚餐，一起開懷大笑……那時候真是一段緊張又具有創造力的時間。”卡羅爾說。
而對於德菲因來說，這是她等待已久的發聲機會。她聽說過、經歷過的多次女性解放運動，都對她影響至深，“世紀初，成千上萬的英國女性參政論者上街遊行，這就是她們的抗爭方式。她們有人因此入獄，她們進行絕食抗議，卻被強行餵食。她們的反抗非常激烈悲壯，很多人在抗爭中死去。應該牢記這就是我們的過去，很多女性都對這段過往知之甚少。”
也正是因此，1982 年，卡羅爾與德菲因和 Ioana Wieder 共同創建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影音中心，保存由女性錄製的關於女性運動的影像資料。
“我們想建立集體記憶，確保歷史不被忘卻，讓女性能夠認同這些女性運動的模範人物。”德菲因說。
從一臺錄像機開始，卡羅爾和德菲因記錄下了 70 年代女權運動的歷史。
正如卡羅爾最初得到那臺錄像機時說的話：“總有人代替當事者發聲，專家、工會成員，很多人，特別是女性，從來沒有自己爲自己發聲過……這臺機器非常神奇，讓當事者得以發聲。”
這個過程，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
“很多女性的事業因此毀掉，放在今天可能很難理解，但你得考慮七十年代的大環境，很多女性的事業都收到了衝擊，就因爲她們參加了女性活動。” 2007 年，卡羅爾接受採訪時這樣說到。她沒有想到，事情到了如今的 2021 年仍是如此。
而回到 70 年代，德菲因作爲一個知名女演員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爲她量身定做的角色，放棄了她；知名的導演公開表示不願意與她合作；男演員覺得受到冒犯，也拒絕與她搭戲。
在訪談節目中，主持人直白地問德菲因：“我說到了‘激進分子’這個詞，你是激進分子嗎？”
德菲因回答：“我不喜歡這種叫法，人們老是問我你還那麼激進嗎？我覺得所謂的激進，是人們放棄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自己的工作，以便全心投入一項事業的發展之中，一場解放運動。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是個演員。不過確實，我爲女性主義而活，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無比需要它。”
面對演藝事業受到的挑戰， 德菲因用女性主義的方式做了回擊：與女性導演合作，或者自己做導演，與女性電影工作者合作。
她的回擊，有力且影響深遠。
“如果你既是女性主義者，又是女演員，那你基本上沒工作了。畢竟你只會接受呈現出女性主義形象的女性角色，你不再接戲，因爲這樣的角色不存在。我們需要掌控我們想象的角色和我們瞭解的事情，我們需要更多女性去寫作，必須由我們自己書寫。”
德菲因和杜拉斯合作了七部作品，和香特爾·阿克曼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的《讓娜·迪爾曼》至今仍然是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權主義”電影之一。
1976 年，德菲因做導演拍攝了《美麗無言》，採訪好萊塢的女演員，問她們那些她曾經無數次問自己的問題。而這些好萊塢最受歡迎的女演員的回答，字字啼血。
簡·方達：“他們在我臉上塗抹，我認不出自己了，好像我是流水線產品。他們說，鼻子長成這樣，你永遠沒法演悲劇。公司老闆讓我戴假胸，他不喜歡胸小的女人。”
米莉·佩金斯：“我演過嘮叨的猶太妻子、獨自產子的先鋒人士、來自南部的暴躁老婆，還演過不孕不育的農民妻子，總是這樣的角色。 ”
梅迪·諾曼：身爲黑人女性，早期我演了很多女僕角色，黑人女性沒什麼別的角色可演，“除非你特別黑，可以演黑奴，但我沒什麼機會演，因爲我不夠黑。 ”
德菲因·塞裏格：“女性到了四十、五十、六十歲的時候，能做什麼，在男性想象中，她已毫無地位，她被淘汰了。那是場男人舉辦，男人觀賞的秀，你該下臺了。”
你能看到這些已經成名的女性，仍然深陷於怎樣的困境。但在此之外，我們又看到一種希望，一種女性對話間誕生的希望。它不止於傾訴、宣言，還有更多的行動、改變、創造、互助。
在 70 年代的社會活動中，在卡羅爾與德菲因身上，我們不只看到了解放，更看到了女性間的靈魂碰撞與彼此珍視，那是一種美好而切實的希望。
《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繆斯》這部紀錄片的最後，有人問德菲因，她認爲女性主義的關鍵是什麼。
德菲因回答：“首先要和其他女性溝通，要先傾聽她們，之後再表達自我。我必須這麼做。如果我不能和其他女性談論彼此，談論全體女性，那我便也無法生活。”
今日話題：你在生活中遇到過哪些性別困境？它對你的影響是什麼呢？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吧！
作者 - he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