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作家楊照的《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我們今天要讀《史記》，首先會遇到兩個問題：爲什麼讀？用什麼方式讀？
和所有中國傳統經典一樣，《史記》是在與我們不一樣的環境及時代中產生的。經典最簡單的定義是“經過時間淘洗後存留下來的古書”，久遠之前的人們面對不一樣的生活環境和課題，將他們思索的內容寫成文字，然後一代一代傳留下來，成爲經典。較之同時代的書籍，傳統經典可以使我們離開有限的視野和熟悉的現實，感受不一樣的人類經驗。當然，能夠留下來的經典不僅在時間上古遠，還包含了一些經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反覆檢驗的共同價值。這些可能是人類共同的遭遇或命運，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積下來的共同智慧。
此外，今天我們讀《史記》，還可以學習司馬遷看待歷史的態度，以及書寫歷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體制下，從課本里學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實，往往讓人以爲歷史就是什麼時間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用這種方式學習歷史會有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我們以爲歷史都是拿來背誦的，而爲了應付考試背下的這些事實，絕大部分都會在考後迅速遺忘；第二，我們很難去思考究竟可以在歷史中學到什麼，尤其是與現實相關的智慧。
司馬遷不是用這種方式看待歷史的。在讀《史記》時，我們首先要了解司馬遷的“史識”。單純看數字，《史記》有一百三十篇，多達五十二萬餘字，是一部很龐大的書。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史記》橫跨幾乎三千年的時間，把中國發生過的所有事情、曾經存在的人、累積下的經驗，只用這五十二萬餘字來記錄，可以說是極爲精簡。司馬遷在處理三千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時，他在用一種清楚的意識，一個衡量歷史輕重厚薄的標準，去判斷到底應該把什麼寫進來，把什麼排除在外。這樣的選擇標準用我們的觀念來說就叫“史識”。
“史識”與“史觀”密不可分。當我們認爲歷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實時，就沒有史觀存在的空間，即不管什麼樣的人來寫，歷史總是那堆東西，不管是張三還是李四來寫，都不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但是，歷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沒有史學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較什麼歷史書是好的，什麼樣的歷史學家比較傑出。
歷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或者進一步說，是解釋“如何”及“爲何”，這是與我們當下學習歷史的態度差異最大的地方。按司馬遷的態度，歷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個人層次上，一個人爲什麼會用這種方式講話做事？作爲一個羣體，彼此行爲之間的互動會產生什麼模式，他們爲何如此？某些事情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爲了達到某種目的又選擇何種手段？這些都在歷史裏，也是我們理解、研究史學時最重要的挑戰。
當我們以這樣的視野和方式去整理豐富龐雜的史實，就會對人類行爲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從而碰觸到普遍的人類經驗，真正做到以古鑑今，讓歷史對當下現實有所幫助。司馬遷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歷史態度。他用了幾個重要的觀念解釋《史記》的目的。
首先是“究天人之際”。簡單來說，在解釋歷史上人的行爲、判斷是非善惡時，必須區分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東西人再怎麼樣努力也無法改變，比如說像命運般龐大的東西，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限制。要公平地評價一個人，從他的行爲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區分“天”與“人”。司馬遷講的“天”指龐大的背景，是與個人努力無關的部分，而“人”就是一個人如何思考、如何選擇、如何作爲，在最後如何承擔責任。
司馬遷還告訴我們，要好好在歷史中學習，就要“通古今之變”，即在時間之流中，不僅要看單一事件的來源、發生、變化，還要把眼光拉高，看長時段裏的人在集體行爲中如何運用權力，組構社會，進行交易。這類集體的行爲，在更長的時間週期裏就必然有一種特別的模式，在司馬遷的語言裏，這個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變”。這個概念的重點在於“通”，即它不是個別事件的解釋，而是能夠歸納的、更明確的模式。我們掌握之後，不管是看待古人還是分析今人，都能夠有一種超越時間的眼光。
能夠在歷史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彰顯出司馬遷另一個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這仍然與我們的歷史觀念不一樣，歷史怎麼會是每個人說來都一樣呢？對司馬遷來說，如果你說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獨特看法，比如周代怎麼瓦解、秦始皇如何統一六國、漢武帝如何改造漢朝，就根本不配做歷史學家。寫歷史就要寫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們今天讀《史記》，就是學習如何解釋歷史，如何在其中區分出命運與人的意志，在歷史裏看到更加龐大或長遠的模式。這些與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觀念差距太大，必然會給予我們很多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