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老家的四合院总是阳光明媚，干净整洁。 在那个四世同堂的院子里，东厢房的三间屋里住着老祖公老祖婆和品爸仨。西厢房二层楼，有漂亮的木楼梯、扶手和玻璃窗的房里，住着二叔三叔和两个姑姑。爷爷奶奶的住处又是挨着西厢房拼接的一栋二层的楼房，只是没有第一栋西厢房那样雄壮气派。爸妈的住房则是正房靠东的两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没实行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家家都是靠公分吃饭。在那时的农村，我们家怕是最富裕的了。爷爷和爸爸在区里工作，妈妈和二叔三叔在生产队里挣公分，两个姑姑比我大几岁，她们应该是可以打猪草了。我在家里最小，也是家族中的长孙，自然就受到家人们的宠爱。宽敞的四合院给了我最美的童年，也留给了我最难忘的记忆。
每天清晨，妈妈出工去了，我就跟着奶奶转。偌大的院子里，我跑到正在东厢房屋檐下做针线的老祖婆面前，亲暱的喊着她，她就乐呵呵地从里襟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我。我吃着糖，蹦跳着又找奶奶去了。奶奶要去屋后的园子里摘菜，我就跟在她的后面。农村的四五月，自留地里的瓜菜非常茂盛，满园郁郁葱葱的。她弯腰摘菜，我就在旁边玩洋芋花，奶奶一边摘菜一边阻止我说：“别摘洋芋花，摘了花洋芋长不大。”我答应着她，也顺手掐了一朵插进头发里。这时，奶奶笑，我跳。园子里，奶奶摘菜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定格，定格成了一幅至今也没能忘记的画面。
西厢房二层楼是我和姑姑们的乐园。爷爷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吧，那时思想就很超前。他喜欢楼房，我们家西厢房就修了两栋二层的楼房。在区供销社工作的爷爷每次回家时，就会带来一些漂亮的玩具盒子，里面装了很多白色粒丸的糖。不知道那种糖里面除了白砂糖还有什么，只记得很甜很香。爷爷疼爱他的长孙，又利用自己在供销社工作的便利，每次回家一定带糖给我吃。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我却能吃上这么多糖，自然是很高兴的。每次拿着糖，就会在院子里晃悠，逗同院子居住的五老祖公的小女儿流口水。五老祖公家小女儿比我大两岁，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讨糖吃。我呢，为了让她陪我捕蜜蜂玩，偶尔也会分给她一张漂亮的糖纸，或者拿一颗在我手心捏得变了颜色的糖丸给她。她就带我走出院子，在园子边的瓜花前驻足，等待蜂蝶飞进瓜花后，就悄悄的、迅速的合拢瓜花，摘下花柄，一个有趣的玩具就诞生了。蜜蜂发觉自己被囚禁在瓜花里出不来了，急得四处乱撞，“嗡嗡嗡”的声音响个不停。我就很开心的在院子里跑啊跑，直到手里的瓜花蔫了，直到瓜花里的蜜蜂不再动弹了。
爷爷除了带回家很多好吃的糖，也时常带回来一些漂亮的花布。妈妈在生产队里的农活忙完不用上工时，她就在西厢房二楼的缝纫机前开始裁缝，给我和姑姑做新衣服。妈妈的裁缝技术很好，穿在我们身上的衣服合身又漂亮，漂亮的花衣服令我们家的院子有了颜色，有了笑声，也投来了大姑姑大叔叔们羡慕的目光。我自然是院子里最幸福的主角，也是院子里老人们的开心果。他们逗我，宠我，让我在这个大院子里幸福地成长着。
最难忘的是我五岁时，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和妈妈扎在我头发上的那对水蓝色丝带，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时时出现，每次看到丝带，就会想起它，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那对水蓝色的扎头丝带是妈妈托邻居唐家照相的叔叔去县城洗照片时买来的。从小就喜欢臭美的我，拿到丝带时就迫不及待的叫妈妈给我扎头发。这可是姑姑老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品，就连爷爷区里的供销社里也没有这样的高档货。一整天我都在院子里蹦着跳着，开心得手舞足蹈。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懂点医术的四爷爷说第二天如果我再醒不来，就没了。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水蓝色丝带还扎在头发上，额头上却绑着厚厚的纱布，头昏沉沉的，一点也不能动。妈妈看我醒来，一边哭一边喊奶奶。他们说我头天玩得太兴奋，在院子里蹦跳时，和几个姑姑叔叔追打的过程中，跑得太猛，头磕碰在老祖婆家东厢房的石阴坎上，流了很多血，昏死过去了。老祖婆急急的走进屋子，一边看我一边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总算活过来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我摔了，说我额头磕破了，说我从头天中午睡到现在才醒来。我断片了，一样也记不得。直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在院子里是怎么摔跤跌倒的。只是每次看到丝带，童年时那对水蓝色的丝带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童年的大院子也一直印在脑子里。
今天早晨跑步回来后，我寻找带子绷健身球时，桌子上的一盒喜糖映入眼帘。装喜糖的盒子上就有一条漂亮的红色丝带。我拆下丝带绑健身球的时候，那对水蓝色的丝带又浮现在我眼前。童年时四合院里的那些快乐时光又一幕幕涌现。时隔几十年，额上的伤疤记录着我童年的往事。只是如今，老祖不在了，奶奶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四合院里的那块宽大的石板坝子仍在，记忆中那几栋排列整齐，宽敞高大的楼房却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岁月的风霜侵蚀了。故乡也在岁月的年轮里渐行渐远，越来越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