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偉大的思想6

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價值標準,社會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價值取向。但我們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錢。

我們都承認,不論追求什麼,金錢都是有用的。難道說我們都是拜金主義者嗎?未必。

科學家、詩人、或者沉浸在戀愛中的年輕人,他們最看重的東西可能是科學、是藝術、是愛情,但他們也都會承認,錢是很有用的。

韋伯同時代的一位社會學家齊美爾有一個比喻,他說金錢有一點像上帝,上帝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每個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義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要問韋伯對這種現象的看法,他會怎麼說呢?韋伯認爲,人的理性可以區分成兩種不同類型,一種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一種叫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工具理性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麼做纔是最有效的。

打個比方,我在外地開會,家人打電話來說要我趕緊回家。我一計算,飛機最快,機票的價格也能接受,於是就訂了航班。這裏運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工具理性的關鍵就在於“計算”:針對確定的目標,計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優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關心目的,它只關心達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優的。

價值理性又是什麼呢?還是同一個例子,在外地開會,家裏人讓我趕緊回家。但在訂機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對,還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麼事,看看值不值得爲這事回一趟家。這時,我考慮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決定要不要去做這件事。

運用工具理性是做事實判斷:飛機和火車哪個更快,這是客觀事實,可以計算。而價值理性是要做價值判斷,複雜得多。

舉個找工作的例子。工作並不只是爲了錢,還要考慮很多因素:你擅長這份工作嗎?你喜歡這份工作嗎?這份工作是你的追求嗎?你看,這些問題,算是算不出來的。

價值理性,就是用理性來判斷目標本身是不是有價值。這時我們也會用理性去權衡,但是要考慮許多主觀因素,所以就很難有標準的答案。

於是,工具理性問題有客觀標準,我們容易達成一致;價值理性問題標準不一,很難找到確定的答案。在社會層面,這一點就更加突出了:價值觀念問題我們有許多分歧;但在具體方法上,我們都認同工具理性計算出來的方案。結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邏輯越來越強大,成爲一種通用邏輯,整個社會都越來越重視計算和效率。

官僚制:新組織制度的崛起這帶來了什麼變化呢?韋伯認爲,這導致了社會制度的官僚化:不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學校、軍隊、公司……官僚制這種組織形式佔據了重要地位。我們平時經常批評官僚主義,但官僚主義和官僚制並不相同。官僚主義的特徵是效率低下,而官僚制恰恰是要追求高效率。這種高效強調的是系統的整體效益,而不是你個人的感受。官僚制的特點是上下級結構清晰嚴密,有明確分工,每個位置都要按規定行事。對個人來說,這可能僵硬、機械,但個人體驗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時個人體驗不佳恰恰是系統追求高效的結果。一個理想的官僚系統規則合理,紀律嚴明,人盡其責,照章辦事;系統運轉精確、穩定,具有很高的可預測性,效率高,執行力極強。

在韋伯生活的年代,德軍參謀部曾經制定過一個著名的軍事計劃,施裏芬計劃。這個計劃的核心思想是打“時間差”,先西后東,先快速拿下法國,然後集中力量對抗俄羅斯。在這個計劃中,時間極爲重要,精確到了每一天:第12天打開比利時戰略通道,第22天跨過法國國境線,第31天佔領巴黎。德軍參謀部敢於做出這樣的計劃,底氣就是德國統一之後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就像一臺龐大而精密的機器,可以控制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和工業體系,一切爲軍事活動服務。

有這種執行力,如此高精度的軍事計劃纔有實現的可能。這就是官僚制的強大能力。這種強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徵,“非個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對事不對人”。爲了追求效率,人被簡化成一套指標,和任務無關的個人因素則忽略不計。這樣做的好處是,如此一來,無法被計算的複雜個人,就變成了可以計算的數據。

比如銀行處理貸款業務的時候,不必去細心考慮每個客戶的複雜情況:這個人貸款是爲了上學、爲家人治病、或者是爲了事業發展?銀行要採集的是指標:貸款數額、信用記錄、抵押保障、還貸能力等等。把個人情況變成數據,通過計算,系統就能夠高效地處理大量任務,保證效率和收益。

官僚制的自我組織同樣遵循“非個人化”的原則:原則上,安排一個職位,只看這個人能不能行使這個職位的功能。一個程序員,就看你寫程序的能力;一名銷售,就看你的銷售業績。這有一個明顯的好處:任人唯賢,以工作成績決定職位安排。遵循這種原則,能夠從大規模人羣中相對快速、有效地選拔出需要的人才,提高人才的利用率,也推動了公平競爭。片面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太強大會怎麼樣?這樣看來,工具理性給現代社會帶來了很明顯的好處。

但工具理性的問題在於,工具理性發展得太強大了,壓倒、淹沒了價值理性。社會的理性化發展,變成了工具理性的單方面擴張,理性化變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實踐中,對手段的追求壓倒了對目的的追求。

比如,對於“人生目標”這種大問題,我們會發現,這類問題太沉重也太困難了。於是我們犯了拖延症,把目標問題不斷向後推,先去加強工具和手段,轉到工具理性的邏輯上來。就像現在流行說,先實現“財務自由”,再去追求“詩和遠方”。但在實現財務自由的漫長過程中,我們主要關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計算、效率最大化這些問題。結果是,這個漫長的過程會反過來塑造我們自身,最後我們變得只會賺錢,賺錢也就足夠了。賺錢這件事,本來是手段,最後卻變成了目標,把以前的目標,以前的“詩與遠方”給淹沒了。

這就回答了開頭的話題:爲什麼現代人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對金錢的態度又很一致呢?並不是因爲現代人都是拜金主義者,而是因爲按照工具理性的邏輯,金錢就是一個最通用的工具。問題是,“詩與遠方”帶給我們的東西,真的能用金錢替代嗎?

前面引用了齊美爾的話,說“金錢有一點像上帝”,但齊美爾還有一句話:“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在這座橋上,我們真的能安身立命嗎,找到生命的意義嗎?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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