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七年，我奉命到汝州上任，途經金陵。王安石已經退出政壇，定居金陵多年。他因拜相變法，受盡責難。我因“烏臺詩案”經歷生死大劫，心生蛻變。我很想看到他，和他聊聊人生感悟。也許我們之間，能夠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再次相見。他是一個才華橫溢、品德高尚的人，政治見解不同，不能阻止我對他的尊重。朝廷之中有太多“牆頭草”，私德有愧的人。經歷牢獄和流放，越發體會，對於苦難的百姓，多數士大夫並不關心。朝野中只有如他少數幾個人是真爲社稷蒼生考慮，可他太固執了，重用了太多德不配位的人。
樸實無華的他，騎着驢飄然而至。他去職賦閒，愜意自如是擋不住的，比起離開權力惶惶不可終日的人，他是真自由。
交往相悖。早年參加科舉，王安石知制誥，擔任我的考官。
我26歲，提出了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與他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衆考官認爲我的文章“文義燦然”，置之於高第，他看見後斥責“全類戰國文章”。
他制詞說：“夫士之強學瞻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而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他擔心我成爲縱橫家之流。
熙寧二年（1069），我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當天接見，想讓我修中書條例，他竭力阻攔，併力薦呂惠卿。同年，我爲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爲問，他不悅。神宗想讓我修起居注，他說我不是“可獎之人”。
神宗說我文學出衆，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他回答說我是“邪險之人”，說三年前我遭父喪，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此事人所共知，所以我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謝景溫再次誣告我護喪回蜀時利用官船販賣私鹽等物，他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我返蜀的沿途州縣調查此事，連當年服役的士兵和船伕都被抓來嚴刑逼供，一無所得。
司馬光、範鎮等大臣紛紛爲我辯誣，範鎮且指出蘇洵去世後韓琦、歐陽修兩人贈送的賻金即達五百兩，我均予謝絕，豈有反而販賣私鹽以謀薄利的道理，我纔算逃脫了罪名。
據說，他還多次勸神宗，說對待我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我深刻體會到政治險惡，爲屢屢受挫無奈。
敬重學識。他讀書始終以破萬卷之勢，數萬典籍對於他歷歷在目。我對他的文學功底深爲敬佩。相比而言，我依靠自己的年輕和張揚，努力上遠遠不夠。和他交往，可以感受到他是真正進入到學問的核心，見佛殺佛，明心見性的功底無以倫比。
他賞識我的才學，曾稱讚我所撰的《表忠觀碑》，興致勃勃地次韻我在密州所寫的詩。
當我遭遇“烏臺詩案”後，他從江寧上書神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這對我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
傷害我最深的人，救了我的性命。我的老師，也是屢屢壓制打壓我的人。看着他蒼老的容顏，心中感慨。
換心交流。我對他說：“我一直想和你有話想說，事關你的榮辱。”
他臉色凝重，默默看着我：“請直言。”他以爲我要重提舊怨。
我大聲說：“我要說的是有關天下的大事。”
他依然有些僵硬，片刻後說：“我已經離開政事，很難再談及治理，是你等奮發作爲時候了。”我笑了：“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着，也只是談論。”
他郎朗地說：“你還是當年的隨意風格。”
我點頭：“您也還是當年那樣謹言慎行。”
我告訴他，當前朝廷接連用兵和屢興大獄的措施明顯有問題，“大兵大獄”是漢、唐滅亡的前兆，勸他出面阻止。
他盯着我：“這是呂惠卿主政結果，我不在位，不便干預。”
我並不懼怕他的目光：“‘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這只是事君的常禮，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禮，你豈能以常禮來報答皇上？”
他坦然起身:“好吧，你這樣說是說到我心裏了，我之後一定要說！我會認真考慮該怎麼說。”
他走了幾步，叮囑我不可泄漏這些話語。
他還是對呂惠卿傾軋心有餘悸。當然我懂得，這也是對我的保護，心思中有股暖流，這是政治家心思的細膩，過往我並不懂得。
他出示自己的詩文，我則手書近作相贈，他顯然情緒上佳，意猶未足，自誦其詩，請我書寫後留作紀念。
他對陳壽的《三國志》很不滿意，要想重修又已年邁，於是不斷勸我着手重修。有些愕然，我是閒散之人？推辭說不敢當此重任。他只嘆息一聲，並不堅持。
江寧停留數日，我們多次作詩唱和。我遊蔣山的詩中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他大爲歎賞，當即和之，並嘆息說:“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他甚至勸我卜宅鐘山，與他結鄰而居。這讓我心動，但遲疑不決。後來還是在妻子耐心勸說下，一個月以後，渡江北上。據說，他送走我後，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都爲過往。劫波度盡，我們恩怨盡泯，消除了彼此間的敵意。
我寫了一首《次荊公韻四絕之三》給他：
“騎驢渺渺入荒黃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1086年，他亡故。同年7月，我到西太一宮，看見他的題壁詩，悲從中來，一首詩出現在我的腦海：
“擔憂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徵西。聞道無衣巷口，而今菸草萋迷”。
我們都會迷失，在理解人性後恢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