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薛家集很小，“只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但這裏是典型中國社會的縮影：官與民、貧與富、貴與賤、親與疏……各種關係在此交織，各種好戲在此上演，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1.官與民
薛家集最大的“官”姓夏，乃“舊年新參的總甲”。
明清時代，以一百十戶爲一里，裏分十甲，總甲承應官府分配給一里的捐稅和勞役等。也就是說，總甲是分管百十戶人家的頭頭。薛家集正好百十來人家，所以，夏總甲就是這裏的頭頭，相當於現在的村書記吧。
如此說來，夏總甲根本不是個官，甚至連衙門裏的吏也算不上，但在薛家集，他就是最大的官。
所以，衆人聚會議事，他最後一個到，而且“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作風，和現在的官員太像，開會最晚進場，衆星捧月中直奔主席臺最中間席位。
繼續說夏總甲。坐下後，他不多幾句話就顯示出自己的三個了不起——
第一、我很忙，在這裏開完會還要去縣衙門黃班頭家喫年酒，“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喫不退”。
第二、我有專車，“每日騎着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胯生疼”。
第三、我身份貴重，“俺如今倒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交往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
與夏總甲相比，其他人自然都是民，都得順着。開會，夏總甲來了纔開始；請先生，夏總甲說請誰就是誰；斂錢舞龍燈，夏總甲說怎麼攤派就怎麼攤派，“衆人不敢違拗”。
2.貧與富
薛家集只有一個富戶是荀老爹家，“田地廣，糧食又多”，但他並沒能與夏總甲、申祥甫進行權錢勾兌，躋身村裏的統治層。
所以，他成爲冤大頭，屢屢被喫大戶。
集體耍龍燈，他得出一半的銀子；請周進來教書，只他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人家“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
申祥甫與夏總甲是親家，算村裏權貴，而且這次辦學是他提出的，因爲其子正該上學，但到該出錢時，卻不見他多出。
這看得出，村裏仇富，欺負荀家有錢。
荀老爹經濟上付出最多，卻沒換來政治上的地位，甚至周進還因與他走得近而受村裏人排擠——
申祥甫……向衆人道：“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抄了些麪筋、豆腐乾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
衆人都不喜歡，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麪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呆頭呆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
總體來說，荀老爹是個厚道人，沒通過權錢交易進入權力層，反而因此被仇富，被欺負。
這種事，古今如此。這就是爲什麼那麼多人發財後得給自己搞個紅頂的原因了。
沒有紅頂，財富難保。
3.貴與賤
薛家集有個新中的秀才叫梅玖，他算村上身份貴重的人了。村裏給先生接風，便請了他來作陪。
而周進雖然被請來做教書先生，卻因沒有秀才身份而受梅玖的輕賤——
“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
就好比嫁與人家做妾，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在正房太太跟前永遠是低賤的。
但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六十多歲的周進之後時來運轉，“巍然中了”，中舉人，中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副部級）。
彼時，依然是秀才身份且因成績差險被懲戒的梅玖，馬上變臉，自稱周進學生才躲過一劫。之後，他便以這一身份自居，堂而皇之讓觀音庵和尚將周進當年在此教書留下的字裝裱懸掛起來。
這就是貴與賤的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差別了。
4.裙與帶
申祥甫本是薛家集普通農民，但因他親家是夏總甲，所以他在村裏身份也高貴起來。
觀音庵聚會，他一上來就發作和尚，說他把大家供的油不用來敬菩薩卻用來炒菜喫。
荀老爹提起鬧龍燈斂份子的話題，申祥甫馬上打斷：“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
他儼然成了薛家集的二當家，村領導夏總甲的代言人。
另外，村裏請先生的話題也是他提起來的，因爲他兒子、也就是夏總甲的女婿到讀書年齡了。
這些都看出，申祥甫利用裙帶關係，擡高自己身份和話語權，在爲自己謀利益。
而且，他也確實成功了。後文說荀玫中進士後，回薛家集爲母奔喪。那時，“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拿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
看，靠裙帶關係，申祥甫的兒子成了總甲，成爲薛家集一把手。
這就是薛家集了，一個小村莊，卻如微縮景觀般，整個大社會的各色問題和毛病，這裏都有了。
吳敬梓，確是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