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夏衍，大家應該很熟悉。中學時的語文課本中《包身工》取自他的報告文學，話劇《上海屋檐下》也是他編劇的作品。
可能多數人的記憶中，夏衍是一名作家，或是活躍在革命歷史舞臺的文藝工作者。
其實，夏衍不僅是共產黨人，而且是特殊的共產黨人——他屬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共情報系統的重要成員。
解放前，他公開的身份是作家、翻譯、 報刊編輯、電影話劇編劇，祕密的身份是中共地下情報人員。
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是否等同於諜戰劇中的特工？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兩者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
夏衍當時的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務不是搞情報，而是爭取統一戰線的羣衆。
1937年7月10日，“七七”盧溝橋事變後的第三天。潘漢年說要陪夏衍見一位朋友，他們走進了一幢雙開間的石庫門房子的二樓，輕輕地叩門，開門迎接他們的是一位穿着白襯衫和深灰色西裝褲的中年人。
聽了對方介紹之後，夏衍一時緩不過神來，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同志，其儒雅而斯文的模樣，完全顛覆了夏衍在照片上看到的其身穿戎裝鬍子拉渣的硬漢形象。
周恩來告訴夏衍，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在即，需要像他這樣早年在日本孫中山面前加入過國民黨，又與吳稚暉、戴季陶等高層打過交道的人，今後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階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人做統一戰線工作。
原來周副主席對自己的過去了若指掌，夏衍略感喫驚，思緒追溯到十多年前自己東渡日本的政治生涯。
夏衍是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專門學校電機專業，在刻苦學習專業的同時，他閱讀了大量書籍。學校圖書館的藏書非常豐富，夏衍一有空閒就喜歡泡圖書館。
起初夏衍閱讀的主要是文學書籍，如狄更斯、莫泊桑、左拉等，又讀了屠格涅夫、契訶夫，最後到高爾基、托爾斯泰。
後來讀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應該說是從這兩本書得到啓發，夏衍開始有選擇地想學一點唯物辯證論，並涉獵一些進步書刊。
意氣風發的夏衍已經不滿足書本帶給他的進步思想，他還想近距離接觸進步人物。
郭沫若當時是很有影響力的作家，瞭解到他當時移居日本，夏衍懷着一顆火熱之心和同學一起，訪問了居住福岡的郭沫若。
連事先約定都沒有，這樣的造訪顯然是冒失的。說明來意後，豪爽的郭沫若和美麗溫良的夫人安娜，熱情接待了這兩位文藝青年，還邀他們吃了午飯。
本來是想聽聽郭前輩談談文藝方面的問題的，可是他卻發了一通對當今國事的感慨。
這次很平凡的會面在夏衍心裏埋下了進步的火種，也爲日後與郭沫若合作辦《救亡日報》打下了基礎。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夏衍想通過自己的眼睛、耳朵，親身體會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於是他利用暑假獨自遊歷了朝鮮和中國的東北、華北。
在釜山、漢城看到朝鮮人對待日本人的那種無聲的敵意；在奉天車站聽到“滿鐵”護路警察對中國苦力的兇暴的吼聲；在北京街頭看到插着草標賣兒賣女的慘狀……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靜。
夏衍的那顆“實業救國”之心在那一瞬間土崩瓦解了。他開始接觸日本的進步青年，頻繁參加各類進步活動。
夏衍從報上得知，孫中山先生乘坐的船將在門司港口停泊，大家都想見一見這位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於是夏衍和幾個進步青年一起登船迎接孫先生。
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等熱情地接見了他們，這次談話大概只有十分鐘，夏衍就光榮地在孫先生面前入了國民黨，開啓了一生參與政治活動的旅程。
1927年初，夏衍所屬的日本國民黨支部接到中央密令，戴季陶將以療養爲名赴日，可能和日本軍政方面進行祕密商談。夏衍奉命作爲隨員陪同戴季陶一行，暗中監視其行動。
夏衍一口流利的日語和巧於周旋的專長，讓謹慎小心的戴季陶徹底放鬆警惕，夏衍不僅出色完成上級任務，戴季陶對其辦事能力尤爲看中，還想聘他作祕書，遭到夏衍的婉言謝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夏衍於4月下旬從日本回國，過了不久後，他的國民黨黨籍被開除，隨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新的人生征途。
夏衍在正式加入中共地下黨之前，一直是活躍在左翼戰線上的文藝工作者。上世紀二三十年度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國民黨反對派的魔爪已經在伸向文藝戰線上的革命者。
1935年，對夏衍來說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漢、陽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後，自己險些被誘捕。這兩件事使他與中央特科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夏衍的機智敏銳、蔡叔厚的果斷善後和孫師毅的縝密心思，使事件化險爲夷、轉危爲安。
事情要從1934年除夕山海關路田漢家的年夜飯說起。這實際是一次“文委”的碰頭會，參加者有夏衍、周揚、陽翰笙和孫師毅。
田漢、夏衍等人對形勢持有樂觀情緒，但是孫師毅在那個晚上頭腦比較清醒，他認爲國民黨在軍事圍剿取得了“勝利”，可能會雙管齊下，同時加強對革命文藝運動的鎮壓。
孫師毅的話引起了文委成員的高度警惕。隨後發生的事不幸被言中。
元宵節過後，2月19日的夜晚，田漢被捕。錢杏邨夜裏回家時在弄堂口發現了警車，而且自己家三樓平時不開燈的書庫燈火通明，趕緊離開得以逃脫，第二天一早衝到夏衍家報信。
夏衍當時的家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裏，是文委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的地方，瞿秋白也來過兩次。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最大的好處是它有一個前門和兩個後門，也就是說，這所房子的門牌是在愛文義路，另一個後門卻在麥特赫斯特路，雖非狡兔，卻有了三穴，萬一有事，可以從後門溜走。
夏衍確定田漢出事後，回到家，燒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裏本來鎖着，可以通麥特赫斯特路的後門打開，做好必要的應急準備。然後去找蔡叔厚，告訴他田、錢兩家的情況，請蔡老闆通過特科覈實。
兩天以後，蔡獲悉，由於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機關遭到第三次大破壞，“文委”成員五人，陽翰笙、田漢、杜國庠被捕，夏衍和周揚倖免。在得到特科的準確消息後，夏衍即刻通知周揚隱蔽起來。
隨即夏衍也在徐家彙隱蔽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夏衍把田漢留下來的《風雲兒女》的故事改編成電影劇本，田漢寫在最後一頁上的歌詞，成爲了日後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軍統逮捕。
“怪西人”其實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頓，因被捕後一言不發，連姓名、國籍也不說，故被稱爲“怪西人”。
奇怪的是，審訊人員在華爾頓隨身攜帶的一個小本上居然發現了袁殊的名字和電話，於是，他也被捲入“怪西人案”。
袁殊身兼中共、中統、軍統、日僞、青紅幫五重身份，他祕密被捕後，禁不住嚴刑拷打，供出了左翼文化人物黃子布（夏衍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
大概在五月下旬，有一天，夏衍已從徐家彙回到家裏，正在電通公司拍戲的王瑩轉來一封袁殊給他的信，約他到北四川路虯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見面，袁的筆跡夏衍是很熟悉的，所以毫不懷疑地按時去了。
但是坐電車到海寧路，夏衍忽然想到虯江路是“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市政府共管，到這地方去不安全。
於是夏衍出於謹慎考慮，提前下車回家了。
就在第二天，孫師毅告訴夏衍，他接到袁殊打給他的一個電話，問他黃子布（夏衍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的電話，師毅很機警，立即回答他：“黃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
把這兩件事湊在一起，兩人都感覺到可能袁殊出了問題，果然，差不多同時，王瑩在環龍路寓所被軍統特務逮捕。這時她正在拍《自由神》這部電影，所以她一“失蹤”，不僅電通公司，連整個電影界都知道了，國民黨的小報也登了“自由神不自由”的新聞。
王瑩被捕後大約關了兩個禮拜，因爲一則她根本與情報局無關，又查不到任何證據，加上無緣無故地抓了一個“電影明星”，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所以也就將她悄悄地釋放了。
夏衍本是與特科無關人員，但從這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完全符合地下黨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條件：隨機應變的機智和當機立斷的果敢。
回顧過去走過的路，夏衍思緒萬千，他明白周恩來顯然是有備而來的。
黨組織的確對夏衍經過長期多方面的考察，認爲他具備承擔更爲複雜工作的能力，具體地說是來自兩方面的信息：
一、夏衍進入周恩來的視野很早，周恩來自己說，大約在1930年，他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就讀過夏衍翻譯的小說。
二、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現和組織能力。
夏衍當時還是有些思想顧慮，認爲自己擔任統戰工作，有些勉爲其難。
夏衍小時候自卑害羞，怕見陌生人，被家母戲稱爲“洞裏貓”。長大後的他依然不太喜歡和陌生人打交道。
周恩來似乎看出夏衍的顧慮，鼓勵他要突破自我侷限，潘漢年開宗明義地說：“……中央已經同意了，你，還是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爲好。”
夏衍見組織已決定，不好再推辭，便立即表示，儘自己所能，完成黨交付的任務。
周恩來慧眼識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夏衍很快成了中共特科成員。
從此夏衍有了兩個身份：公開的作家身份和祕密的中共情報人員身份。
周恩來與夏衍的第一次見面，也決定了夏衍以後幾十年的工作方向。
潘漢年同志曾稱夏衍，是隱蔽戰線的一名福將 ，在艱難的敵我鬥爭中，沒有出過一次事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在日軍鐵蹄下淪陷。
周恩來致電廖承志等，對撤退工作作了具體佈置。並特別指出，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起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帶。
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1942年1月9日黎明，夏衍化名黃坤，留着短髯，化裝成商人模樣，偕同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鬱風、王瑩等一起悄悄地出發，登上一艘長不過三丈闊不滿三尺的漁船，經零丁洋向澳門偷渡。
這一天，海上波平浪靜，小船在海面急速行駛兩小時後，與日軍巡邏艇遭遇。汽艇上坐着三個日本兵，不待船停，拿着棍棒的水兵跳了上來，強令人們走出艙面接受檢查。
日兵對未着意化裝的人倒不加註意，而將目光停留在船尾的王瑩臉上，走過去用手指在她臉上一抹，發現手指上是鍋底灰。
於是日兵開始吼叫起來，情勢頓時十分危急，船上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槍殺、強姦等惡性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這時，夏衍不慌不忙地走到日兵面前，從容地講了幾句日語，佯稱他們是因香港糧荒而疏散到長洲農村的生意人和家屬。
日兵查問她們爲什麼故意改扮？夏衍回答是她們心中害怕，並故作輕鬆地表示叫她們把鍋灰洗掉，引得艇上和船上的人們一齊鬨笑起來，緊張的空氣和緩下來，日兵於是揮手同意放行。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香港竭力搜索在港文化界的領導人夏衍等人，然而他們怎會想到，夏衍就從他們的鼻子底下逃脫，並以自己的從容鎮定化險爲夷，掩護了自己和戰友的安全哩！
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香港撤退經歷，驗證了潘漢年所言非虛，從此，夏衍的“福將”別號不脛而走。
“福將”別號幫夏衍躲過了抗戰、內戰時期的槍林彈雨，卻未躲過“文革”的十年浩劫。
1964年，林彪、江青一夥經過密謀策劃，首先向文藝戰線開刀。夏衍便被當作電影界“文藝黑線”的“總頭目”、三十年代文藝的“祖師爺”而受到了重點批判，不久即被解除文化部長的職務。
1965年1月19日，夏衍在文化部全體黨員和直屬單位負責幹部大會上做檢查，這是他被免職前的最後一次檢查。
“獨坐空庭”的日子不是最難過的，批鬥遊街的日子也扛過來了，然而，更非人的折磨還在後面。
他承認“有錯”，但不承認“有罪”。革命小將用鞭子逼着他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他無論如何也唱不出口。
曾經被周恩來稱讚過“精明能幹”的夏衍不見了，他的處境極爲尷尬。
1966年，史無前例的災難風暴襲來，夏衍在遭到遊街、批鬥以後即被投入監獄。
羈押期間，夏衍受到非人的折磨。有天他身體虛弱，走不動路，押解他的軍人催他快走，猛力踢他一腳，他摔倒在地下，造成股骨脛骨骨折，但還得慢慢爬起來一拐一拐扶着牆走。
斷腿因長期得不到治療，落下了終身殘疾。
不久，他因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被送到空軍醫院搶救。
1975年，“文革”進入第九個年頭，前後失去人身自由共八年七個月的夏衍被解除“監護”，從秦城監獄回家。
此時的夏衍拄着雙柺，眼睛有一隻幾近失明，身材消瘦得不成人形。
夏衍爲革命事業出生入死，文革時期卻受到非人的折磨，有人勸他寫出來，對後人也是一個教育。
夏衍說，他不寫這方面的文章，不是沒有材料，也不是不會寫，而是不想寫。
因爲這是中國人的恥辱，寫出來有損中國人的自尊。
文革時期，很多人受不了侮辱和折磨，自殺者不在少數。獄中的夏衍死死記住這句話：“人間不會永遠是冬天”，他的苦難終於熬到頭了。
迎接夏衍出獄回家的除了日思夜想的家人，還有他曾精心餵養的大黃貓“博博”。疲老不堪的“博博”終於盼到它的老主人回家，第二天便撒手人寰。
老淚縱橫的夏衍，親手埋葬了義貓“博博”。從此，無論多麼名貴的貓，都不入他的眼，他只愛黃貓，只養黃貓。
古人說，不可居無竹、食無肉，對夏衍而言，則不可一日無貓。
“博博”死後，夏衍又養了兩隻小黃貓，長毛起名“鬆鬆”、短毛喚“老鼠”。
賦閒在家的夏衍，每天除了描紅，記菜賬，教孫女語文算術，就是做貓飯。貓飯不是現成的貓糧，是用玉米麪和魚混在一起燒成的糊糊。
夏衍雖拄着雙柺，眼睛有一隻幾近失明，但是做起貓飯，一如既往地認真，細細地攪、慢慢地拌，他的黃貓在伙食上是不能受委屈的。
晚年的夏衍和兒女孫輩住在一起，其樂融融，還有兩隻大黃貓繞膝，他非常知足。
夏衍對外界從不抱怨，在孩子面前從不訴苦，也不沉溺於個人的得失。他選擇把許多的往事“爛在肚子裏帶走了”。
平和的心態爲夏衍贏得95歲高壽。
夏衍的好人緣，讓很多人自發地悼念他。
夏衍生前居住過的四合院老鄰居，至今還會說起愛在院子裏曬太陽的夏公，懷抱着那隻肥碩的大黃貓。
中國人常說：往事如煙，往事如夢，煙是容易消散的，而夢，則難免會牽腸掛肚。
人的一生中有過好夢，也有過噩夢。
不妨學學夏公，讓過去的噩夢煙消雲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