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裏有個老頭很瘦，皮包骨頭，不管現在喫多少飯，就是喫不胖，聽老人說，是年輕時賣血賣的了。
鄰縣，上蔡，被人叫做艾滋病村（前十來年），也是賣血賣的了，感染成病了。
時代的車輪緩緩走過，小人物的命運隨着車輪而碾壓，重塑。
《許三觀賣血記》：
十二次賣血，貫穿了他的生命歷程，他以他的血液，哺育了一家五口。
以人民公社、饑荒、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等歷史紀編織了一條時間線索。而“賣血”是在這個時代下的產物。
許三觀與許玉蘭那三兩句話、幾罈好酒便能結婚的時代，兩人之間直愣愣的對話可謂是“ 快刀斬亂麻”。
餘華平鋪直敘，不加修飾地敘述二人的婚後故事。
一樂打傷了別人，許三觀迫不得已去賣血賠錢，又被別人指出一樂不是親生兒子，這一段完美的展現了許三觀作爲一個普通工人的性格:不願意喫啞巴虧，也會憤怒。
但最終他難得的善良和寬宏，並願意爲家庭、爲他的大兒子去醫院賣血賠錢。
在重歸於好後，他們面對的是來自歷史中的打壓。由於人民公社的失敗，再加上饑荒，幾乎壓垮了每一個底層人民。
爲此許三觀又一次去賣血，來改善他家吃了幾個月粥的艱難處境。
在家中耍嘴皮子爲家人“炒菜”緩解飢餓，在當時，連米都不能喫到的家庭不可估量。
而炒菜情節中的說的肉和豬肝等，都是許三觀一家人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許三觀帶着幾個孩子去勝利飯店喫上了一頓麪條，一頓用自己的血液換來的麪條。
許三觀對自己的大兒子仍有隔閡，故沒有帶他去吃麪條。
在一樂走丟之後，他揹着不是親生兒子的一樂去吃了麪條，再次展現了許三觀的善良寬宏，這是在舊時代中難能可貴的。
苦難給予我共鳴。
高潮部分是許一樂的病倒，不論是許二樂連夜冒着風雪送哥哥回家的兄弟深情，許三觀一路賣血到上海，血氣不足冷得直哆嗦，暈倒在醫院裏，差點把命都賣掉了的父子深情，都讓人扼腕長嘆。
故事的最後，許三觀一家熬過了時代，年邁的許三觀在酒店裏喫起了那炒豬肝還有黃酒。
這是餘華先生少有的圓滿結局，看到這我心裏很欣慰，真的很怕妻子像《平凡的世界》裏那樣得病而亡，也害怕像《活着》中只剩福貴一人孤老終生。
許三觀其實是那個時代裏一個很小的縮影,他要憑着賣血這一條有生命危險的路，去哺育他的家庭。
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艾滋病村
一、艾滋病村的發展史以及救濟情況
1986年至1996年之間，賣血成爲了上蔡縣農民們的一大收入途徑，有村民發現賣血可以增加收入，一傳十十傳百，許多石佛村村民們都前去賣血。
有些年輕健壯的小夥子18歲就開始賣血，有些村民一個月賣了28次血，有些人甚至一天賣3次血。村民們賣完血就去喝鹽水和糖水來補充水分，喝完再繼續賣血。
1996年，有位村民連續多天低燒，使用抗生素或是其他藥品都無效。由此，石佛村確認了首例艾滋病，從此整個村莊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石佛村村民感染上艾滋病不是因爲採血器械消毒不嚴格或是共用針頭，而是由單採血漿賣血，回輸紅血球所導致的。
所謂“單採血漿”，是血站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艾滋病病毒就是血站在“單採血漿”回輸紅血球的過程中，在賣血人員中傳播開來的。
人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病，也不知道這種病會以怎樣的方式傳播，更不知道要怎樣預防和治療這種病。村內的艾滋病患者又黑又瘦，身上有許多皰疹和潰爛。因爲當初沒有針對性治療，一旦發病，患者往往堅持不過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
由於對於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匱乏，當時的石佛村村民們不敢接觸艾滋病患者，擔心肢體接觸就會被傳染上病毒。
艾滋病患者們從而受到了來自其他村民們的歧視，患者用過的碗和杯子都會被其他村民直接扔掉，沒有人願意與其家屬和孩子接觸交往。
患者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無助和絕望。由於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有些患者開始進行打砸搶等違法犯罪行爲，但是政府對於這些違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也沒有合適的處理辦法，當時的社會穩定便受到了危害。
不少村民不得不想方設法逃離家鄉。產於上蔡縣的農產品也無人購買。
1996至2004這八年間，上蔡縣幾乎每天都有艾滋病患者去世，有時甚至一天會有十幾個患者發病去世。
2004年，上蔡縣的艾滋病疫情被公開，河南省共有38個疫情村，上蔡縣佔了其中22個，邵店鎮有13個，包括石佛村。
2004年，河南省政府對全省的的各個艾滋病疫情村都派出了工作隊，幫助當地村民防治艾滋病。從美國引進的抗病毒藥物逐漸穩定了艾滋病患者的病情。不少來自德國，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醫療專家都前來石佛村進行調查和宣傳。
專家們告訴村民們艾滋病病毒不會通過與患者的日常接觸傳播，艾滋病病毒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死亡。村民們看到這些專家與艾滋病患者握手，並且一起喫飯，逐漸打消了對艾滋病患者的恐懼心理。
專家們也給予了艾滋病患者們關於新藥物和治療的研發希望，並且鼓勵他們與病魔鬥爭。
二、賣血種禍根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於主管部門疏於管理，血站這一以救死扶傷、爲民服務爲宗旨的社會公益事業被一些利慾薰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
血站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區一度曾有33個血站成立，僅上蔡縣城就辦了4個。
其中有公辦的、私營的、衛生醫療部門辦的，也有行政、企事業單位辦的;有技術、有條件的辦，無技術、無條件的也辦。
越來越多的農民爲了擺脫貧困，紛紛加入了賣血者的行列。賣血被當成了一種有效的致富門路。
當時，一些上蔡縣的有識之士就對此現象憂心忡忡。賣血的確爲一些急等錢用的人解決了燃眉之急，但由此發生的悲劇也不少。
例如，頻繁賣血使賣血者的生理機能遭到破壞，體弱、貧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場無法挽回的災難——艾滋病已悄悄走進上蔡縣，並賣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賣血隊伍出現了所謂的"血頭"，血頭一般由三種人擔任：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衛生防疫部門工作人員的親友;有頭腦、有關係的賣血者。他們實際上都是採血後再高價轉賣，以賺取利潤的生意人。
爲了賺錢，他們草菅人命，採血時不體檢、不化驗，有血就抽，來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時共用一個針頭，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張旗鼓的賣血中釀成了這場大禍。
大禍終於在90年代末爆發。
不要怪他們，不要怪上蔡人，太窮了，日子太難了。
書中的許三觀不是樂於賣血的，不是被生活逼到無路可走，沒有人願意賣血的。
但生活總是會會有無路可走的一天，許三觀這輩子幾次無路可走都是他賣血熬過來了。
所以，代孕這些事永遠無法合法化，因爲底層人民日子太難了，肯定會碰到走不下去的時候，如果代孕合法了，後果將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