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中國分爲兩部，以崤山爲界，山西爲秦，山東爲六國。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始，山東主有李、崔、盧、鄭、王五姓士族，史稱‘山東士族’。
唐末，有人稱齊魯的爲‘山東’。
金朝，所設置山東東路、山東西路。
明朝設置山東行省，清初設置山東省。從此，崤山以東不再是‘山東’，齊魯之地專指‘山東’。”
我依靠在山東省博物館的牆上，喝了口水，潤了潤嗓子。展廳內光線偏暗，唯有展品亮出些散光。若不是已心知裏面展出的是乾隆皇帝的黃袍，我甚至誤以爲我在宿舍，當熄燈後，除了伴隨着幾聲謾罵外，便只有手機、平板與電腦溢出的光能證明“此處曾安放光明”。有趣的是，但凡我有了此等的誤判，我所目及的一切便都有了日常生活的模樣。濟南的夏天那猶如網般的乾熱網羅了不少遊人，室內景點變成了觀賞勝地。其實不光是遊人，很多老人孩子也喜歡在這裏晃悠，大廳裏各處散落着納涼的主人，有時還能看見幾個搖着蒲扇的大爺穿着背心下着象棋，穿着拖鞋或直接赤腳的孩子們拎着紅氣球便四處追逐。玩鬧中的人從未在意二三十米外的展櫃裏，放着的都是難以匹價的國寶。人們歇夠了進去再逛兩圈，一些上了年紀的老者便開始一一介紹了，熟絡着好像自家古玩。
我曾以爲文物與人之間有種隔閡，文物所承受的時間堆砌是人們所抗拒的，相比於靚麗的舞女，磕絆的石器文明是歷史饋贈的“醜陋”。高二那年曾與學校歷史社團去山西省博物館，即便是週六，但館內一片清穆，爲數不多被父母領來的小孩，都是面對強制的妥協者。一個約莫十歲左右的男孩趁父母不注意對着石像啐了一口，圍觀的我們不由汗顏。我們是畏懼歷史的，有些人的畏懼來自於考試，歷史繁瑣的信息讓人免得厭煩，但大多數人骨子裏對歷史的畏懼來自於對現代的崇拜。歷史雲裏霧裏地成爲保守落後的代言，文物作爲歷史象徵難免會被忽視甚至蔑視。
來濟南旅遊，本並不打算以“人文”爲目的的，即便歷史是我興趣使然，卻也麻木了。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父母的遠行，我也不願按照父母的路數去玩。小時候即便連旅遊都必須框以“教育目的”的母親曾要求我必須在陝西博物館學到什麼，可我琢磨半天也學不到東西。我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古代飾品，眼前浮現的只有幾個零碎的女孩，穿着舊時唐裝邁着貓步——我所理解的唐朝風靡也不過如此了。
我用我十四歲的經歷所還原的歷史到此爲止了。沒賞過長安稀月，沒坐在舊時亭臺，更沒閱過新舊唐書，歷史便已止步於我了。
從那之後我便開始有所排斥歷史，可歷史卻從未放棄我。三年後當我坐在北大的老師面前侃侃而談時，我無時不感激歷史，或感激熱愛。唯獨可惜的是，這份熱愛曾在休學後一度泯滅爲我對世界流露的不滿與憤慨，當我將要失智時，我來到了濟南。
我尋得了七月裏最安逸的饋贈。即便炎熱侵擾的我難以步行，可在來到濟南的首日，我便留在了博物館裏。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如果不去看看齊魯風貌，似乎有愧於孔孟之道。我雖不願再見歷史，可這份六年的摯愛讓我難以割捨。
若不是在歷史門前見着了來去自由的街坊鄰里，怕是我又一次獨自受歷史的點撥。精妙的是，當我站在乾隆前便迴盪着帝王的低語，當我站在逸少前便吐露着風骨的筆墨，無論是問着“乾隆爺爺活了多久的”藍衣小孩還是在玻璃上臨摹仿製《快雪時晴帖》①的山東大爺，都成爲了這場歷史中獨樹一幟的一員。我並未參與其中，我只是看客：即便是藏於山水之後的濟南，也有那老舍先生筆觸下的“理想境界”。
風縷不光喚醒了山水暖陽，也吹散了困陷於人的蛛網，當我重新整裝出發後，便可卸下所有不明的包袱，與晚霞相擁在這濟南的夏天。
by 佐也.
備註：
①：傳爲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創作的行書書法作品，紙本墨跡，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在山東省博物館的爲仿製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