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的姐姐》上映以來，引起不少的討論和爭議。網上討論最激烈、最多的是影片的最後，姐姐在進行了多輪的掙扎、鬥爭、捨棄後，突然改變了自己的堅持，把弟弟領回了家這一結局上。
看完整部電影的觀衆應有此感受：在電影呈現的情境下，無論姐姐做出怎樣的選擇都無法令人滿意。
如劇中結局，姐姐妥協了，觀衆們覺得憋得慌，你一個問題討論了兩個小時，也鋪墊了那麼多關於姐姐的不同與堅持，結果回到原點，前面討論的問題屁用沒有。
劇中姐姐價值觀與人生態度設計，是一個有獨立思考選擇能力的成年女性，她的能量很強大，主意也一直很正，她一心想着考研到北京實現自己的人生事業夢想，她的主意大到可以左右男友的人生選擇。即使姐姐最後因爲內心的情感和人性溫度而選擇了撫養弟弟，也至少應該體現出姐姐和姑媽的不同。
關於這點，影片沒有給出明朗的指向，在姐姐做出選擇弟弟的決定後，我們反而對姐姐的未來，感到擔憂。當她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是否會陷入與姑媽一樣的困境裏？
如果姐姐最終選擇堅持破除家庭對自己的禁錮，沒有領回弟弟，把弟弟送人領養。我覺得至少影片應該先解決一個問題：姐姐怎麼解決內心深處的情感牽絆？父母的生養之恩、姑媽與舅舅的複雜恩情、道義，父母留下的遺產的合理分配，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姐姐將成爲一個缺乏溫度，脫離情感環境、甚至"六親不認"的冰冷人物，影片則可能會走向負面的價值導向之路。
這是一部現實主義向電影，從一開始它的目的就不是要給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不是爲了讓觀衆看得爽，而是想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現實問題——年輕一代女性是否應該爲家庭犧牲。
筆者作爲一名，不算特別年輕，在家庭中逐漸具備主要發言權的80後女性。我覺得，《我的姐姐》影片關於女性困境的主題立意，在困境的定義和設計上稍微有些過時。
就如前段爆火的國產動漫《哪吒》，從舊時代對專制父權的反抗，轉變爲外界環境與自我定義之間的衝撞和角逐，這是一個在追求自己夢想道路上不斷受到偏見和打壓，但始終有勇氣打破成見，扭轉命運的故事。它的改編爲什麼能成功，爲什麼不會令觀衆覺得彆扭，就是因爲它的立意與時俱進，符合新時代的社會語境。
現在已經2021年了，00後都快出來工作，準備成家立業了，影片中姑媽所處的那個資源留給弟弟，姐姐要一輩子承擔幫扶弟弟責任的那個年代，已經至少跨過了兩個時代，80後、90後多數沒有兄弟姐妹，他們面對家庭關係時會更加理性，更能理解和體會作爲個體獨立自主、不受限制發展的重要性。
如果《我的姐姐》是拍給80後、90後們看的，我覺得編導們小看了新時代的年輕人。
我不覺得他們會陷入《我的姐姐》那樣的困境裏。藉助自由主義哲學理論來理解，自由主義之父洛克認爲，一個站在懸崖旁的腿腳完好的人有跳下去的自由，因爲他有能力完成這個動作；但當他落到半空中卻想要返回原處的時候，他就是不自由的，因爲他的能力無法滿足自己的意欲。而哈耶克則從與"奴役"相對的角度來理解自由。他認爲，即便一個攀巖者被困懸崖之上，他也是完全自由的，因爲他並沒有受到他人意志的強制。（注：出自《哲學真的很好玩》賈辰陽、弗蘭克）
從法律角度，無論兄、姐對於弟、妹的撫養義務，還是弟、妹對於兄、姐的扶養義務都不是絕對的，而是附有條件的：
兄、姐對弟、妹承擔扶養義務的條件：
1、兄、姐要有負擔能力，如果兄、姐自身生活難以維繫，或者僅僅是能夠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那麼他們對弟、妹就不負有法定的扶養義務；
2、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扶養，如果父母有能力扶養，兄、姐對弟、妹就不負有法定的扶養義務；
3、弟、妹尚未成年，如果弟、妹已經年滿十八週歲，即使是不能自食其力，兄、姐也沒有扶養義務。上述三個條件應同時具備，否則，兄、姐對弟、妹的扶養義務就不能成立。
首先“姐姐”有回寰的餘地，如果她不具備能力則無須承擔撫養義務。關於姐姐把弟弟送給他人領養是否屬於違法？因爲我不是法律專業，這點存疑。
從資源角度，片中姐姐，也並沒有處在不可回寰的懸崖半空，父母給她留了一處可以自由買賣的房產，100萬我認爲足以支撐她和弟弟完成學業，而她本身也具備養活自己的能力。她有自由的能力，同時她也須承擔自由的責任。
從道德角度討論，姐姐是否最終被家庭責任限制了自由呢？這一點其實是最難理解的，也恰恰是該影片最缺乏進步性的一面。
自由主義分支中，我們熟悉的馬斯洛自我實現理論，充分地注意到了個人的社會性。一方面，自我實現的個人較少地依靠他人來獲得滿足，從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自我實現的個人對其他人們有着深厚的認同感、同情心和關切之心。同時，馬斯洛研究中的自我實現的個人還有對社會的道德責任感。這些個人經常感受到某種內在使命，意識到有什麼任務要完成，以及有許多超越一私之利的問題去解決。馬斯洛的自由主義理論中的超越性是很顯然的。 （注：出自《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研究：從洛克、邊沁到密爾》）
影片中姐姐的所謂“理想”過於單薄片面，與其社會性、家庭性關聯不足，這也導致姐姐不養幼弟的選擇顯得“自私”且不堪一擊。是否不顧一切地考了研去了北京，她就自由了，她就實現了自我價值？不是，一方面她依然是要依靠父母留下的遺產才能完成夢想。另一方面在割裂了自己應承擔的社會或家庭責任之後，她的自我實現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是退步的自私自利。
不可否認，《我的姐姐》的編導製片們是懷揣着社會關懷責任去孕育這部影片的，比起無腦爛片，能引發大衆的思考這點已經非常難得了。但我們也期待，電影工作者們能有更加犀利、準確的判斷力和洞察力，能夠發現現實中真正的困境，並且至少給出一個可能解決困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