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問留下的很多應制詩都是像《龍門應制》一類的，工整有餘，而靈動不足，過份雕琢，過份刻意。讀他的詩歌，有時候真會覺得一個尋常人見風使舵，首鼠兩端也就罷了，一個才子的寡廉鮮恥纔是既可恨，也可怕，更可悲。
宋之問爲了祿位巴結武則天，當其時，或許還可以美其名曰忠君。可他後來傾心媚附武后晚年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爲他們捉刀代筆，陪他們飲宴遊樂，還得意洋洋到“形骸兩忘”，就讓人很難恭維了。
神龍元年（705年）正月，狄仁傑臨終選定的宰相張柬之與東宮的太子黨發動“神龍政變”，誅殺張易之、張昌宗，逼武后還位於唐中宗。中宗即位以後，原來攀附二張的很多官員，包括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李嶠等一干人等都被貶謫，宋之問被貶爲瀧州參軍。瀧州，是廣東一個偏僻的小地方。宋之問在那裏當然過不慣，又想着要找回昔日榮華富貴，第二年春天祕密從貶所逃還洛陽。就是在這一次潛逃的路上，宋之問留下了家弦戶誦，膾炙人口的《渡漢江》：“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一首詩，無論是心理描繪的細膩，還是字句淬鍊的精煉，感情表達的深刻，都是相當出色的。“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的開頭很平實，敘起自己在嶺外蠻荒之地的悲苦孤單。他沒有並行羅列空間的阻隔、音訊的渺茫、時間的漫長，而是把這三層意思一遞一進地揭開。音訊那麼絕然的“斷”，冬春卻照樣無情地“復”，這兩個字用來似乎毫不經意，讀出來就疊加成一個人那麼愁苦，那麼孤獨絕望的度日如年。於是轉到下面兩句的抒情就很從容，很自然：“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情更怯”，是長期“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他自己犯罪遭貶，在“嶺外”的日子固然不好過，家鄉的親人也難免受他連累。擔心、憂慮、不祥的預感，在理智上其實是很清晰的，可是情感上不願面對，不敢承認，甚至主動去抵抗。明明是相聚的願望長期以來夢寐以求，此刻偏偏要拼命壓制的惶恐歷歷能見，精神上的痛苦和動作的忐忑都鮮明可觸，全詩沒有任何驚人的字詞，卻情感深邃；沒有一點扭捏造作，把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描摹得體貼入微。
而宋之問創作《渡漢江》的背景，實在沒有任何能夠引起共鳴之處。被貶瀧州，完全是罪有應得；帶罪潛歸，實際上是知法犯法。然而，這首詩本身所表達的情感思想，卻超越了作者個人經歷的特殊性，拋開了和個體身份相關聯的現實因素，而用典型的形象概括出遠遠高於具體素材本身的普遍性，從而達到了更廣泛的，足以跨越古今的感染力，完成了更廣泛意義上的審美效果。這一點，其實也是優秀文學作品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