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理想與現實
十一月十二日，趙禎發佈了一份詔書，大致內容爲：“賢臣當朝之時，不應該結黨營私（不爲朋黨）……如今承平日久，卻滋生了不少弊端。有些人追名逐利，互相依附標榜，表面上聲稱舉薦賢才，暗地裏卻圖謀私利……一些考察官吏的人，行事任性苛刻，羅織罪名……一些執掌文詞的人，詆譭聖人，放縱言論，以誹謗上級作爲自己的才能（以訕上爲能），以行爲怪異作爲美德（以行怪爲美）。對這些情況，中書門下以及御史臺都要嚴查上報！”
趙禎的詔書很有深意，表面上斥責蘇舜欽等人，其實也對范仲淹爲首的新政官員進行了不點名批評。所謂“詆譭聖人、放縱言論”，當然是指蘇舜欽等一干人；所謂“互相依附標榜”，則是指鼓吹“君子黨”的歐陽修等人；而所謂“行事任性苛刻”，其實暗指新政派所任命的按察使。
詔書一下達，遠在西北的范仲淹連忙上書自請免去副相兼職。
詔書宣告了“慶曆新政”的徹底破產。
從起始到結束，也就一年時間。
之前我們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總會告訴我們，分析歷史，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是的，對待歷史故事，我們在喫瓜看熱鬧的同時，還可以冷靜思考一下背後的原因。
慶曆新政爲何落得這般結局？
如果你帶着這個問題去採訪范仲淹和富弼，相信，他們既不會歸怨於夏竦的陰險，也不會埋怨石介的魯莽。面對你的提問，恐怕只能仰天長嘆一聲，顧自低頭上路。
嘆息的背後，會有太多難以言說的無奈。
“慶曆新政”爲何只如曇花一現？
很多人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趙禎改革意志不堅定，沒有支持到底；反對新政的官員太頑固、太無恥；新政損害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遭到了他們的瘋狂反撲……
應該說，以上答案都沒錯。然而，但凡歷史上失敗的改革，幾乎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理由。
答案究竟是什麼？
要把事情說清楚，我們不妨從操作層面來看一看新政的幾條措施。
先說“明黜陟”。慶曆新政最核心的任務是整頓吏治。范仲淹任命了一批官員去考察官吏的政績，決定以實績決定官員升遷，打破那種排隊升官的做法。這當然是個好想法，可考覈官員本來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官員的政績並不是數學考試，沒辦法精確量化，你說我不行就不行，憑什麼？
你說他上繳賦稅多，我還說他橫徵暴斂呢。你說他辦事粗暴，人家還標榜自己雷厲風行呢。你說他啥事不幹，他還說自己清淨不擾民呢。至於逮住個別貪贓枉法的，按照大宋法律，本來就要處理，有沒有新政都一樣啊。
所以說，主管人事工作的官員真心不容易，考覈結果一出來，最好得馬上找個地方躲起來。因爲覺得喫虧的官員馬上就會跳出來問候他的祖宗十八代，個別性子急的說不定已經開始擼袖子了。
關於官吏的選任，歷史上曾出過兩個有名的官員，一個是北魏的崔亮，他就倡導“循資升遷”的做法，什麼才華能力？通通靠邊，人家只論資歷。另一個是明朝的孫丕揚，他在擔任吏部尚書的時候搞了個“掣籤法”，聽上去很玄乎，其實就是抽籤，能做什麼官，全看你的手氣，沒事你就拜菩薩去吧。
這兩位老兄的做法從來沒少被噴口水，很多人都認爲，如此選任官吏，只要不是文盲，誰都能幹，朝廷養你何用？然而，詭異的是，崔孫二人的做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叫好，道理很簡單——公平。
憑資歷也好，憑運氣也罷，至少用不着跑官買官。崔亮和孫丕揚也趁機讓自己脫離了泥潭：你看，我連一點公權私用的空間都沒留。
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爲庸官做辯護。事實上，崔孫二人也不是什麼蠢貨，他們之所以這麼做，只因爲他們也沒更好的辦法。
回到范仲淹的“明黜陟”來看，同樣是問題多多。任命按察使來負責官吏考覈，他們的尺度標準依然難以把握，政策層層執行下去，還是會落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結局。再者，按察使和各級主官不嚴格實施考覈怎麼辦？按察使本身素質不佳怎麼辦？到頭來，就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又冒了出來。
說到這裏，很多人可能會質疑，有考覈總比沒考覈好吧？別急，我還沒說最要命的一環——趙禎。
他真心希望選賢任能嗎？
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在范仲淹等人推行“明黜陟”後不久，就有人向趙禎打小報告：那些越級提拔上來的官員，都歸恩於他的舉薦者，只有那些按資歷升遷的官員，纔會感恩於朝廷，換句話說，就是感恩皇上。
如此觀點，是不是非常耳熟？沒錯，寇準當年不搞論資排輩，就被王欽若用這套說辭參倒了。
關於這個問題，趙禎還曾特地向翰林學士丁度請教。趙禎問：“朝廷用人，應該首先考慮資歷，還是考慮才幹？”丁度回答得非常巧妙：“天下太平時應該以資歷爲先，不太平的時候應該以才能爲先。”
就在這簡單的一問一答間，已經註定了范仲淹和“慶曆新政”的結局。
我們無需苛責丁度的圓滑世故，相信，他也只是迎合君主的想法而已。甚至也無需歸咎趙禎，因爲他是皇帝，如果龍椅上的人換成李禎、劉禎，都一樣。
上面得不到支持，下面反對聲一片，“明黜陟”很快成了一紙空文。
第二項措施“抑僥倖”效果也好不到哪裏去。照理說，這項措施應該比較容易執行，只要朝廷少發一些免費官帽就可以了。可這事，真要辦起來，比什麼都難。因爲這項新政最直接地剝奪了一大批官員的利益。你說要限制“恩蔭”人數？我有三個兒子，你現在只配發給我一頂官帽，你讓我分給誰？你說要延長“恩蔭”年限，本來我兒子今年可以撈一個虛銜，現在你老範一聲令下，還要再等上三年，不罵你罵誰？更關鍵的是，“恩蔭”這項特權，級別越高的官僚，配發的名額越多，所以新政直接觸動了一批大老虎的奶酪，看見你范仲淹不兩眼發綠纔怪。
於是，“抑僥倖”措施，剛一出臺就被層層放水：老範一心爲公，要求高層官僚率先垂範、從我做起；趙禎卻害怕耳邊招來太多罵聲，對那些勳貴舊臣網開一面。老範要求取消“聖節”蔭補，也就是說，重大節日就不要特別配發官帽了；趙禎覺得這項活動屬於爺爺、父親輩留下來的傳統保留項目，不能貿然取消；老範要求有資格的地方官任滿兩年後，才能申請“恩蔭”一個子孫，政策一出來，又縮短成了一年……
第三項措施“精貢舉”涉及對象是應考的學子，看起來應該阻力不大，但照樣沒落地。
新政者突出“策論”在科舉中的作用，本意是讓學子們更加專心實務，少搞點虛頭巴腦的詩賦。可反對者認爲一篇“策論”的好壞，往往取決於觀點是否對考官的胃口，容易造成標新立異、曲意迎合的結果。詩賦雖然比較脫離實際，但是有文采、切韻等具體的評判標準，執行起來更加公平。乍一聽，也很有道理，得，也廢了吧。
就這樣，其他諸如“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條款也紛紛被打了折扣，等范仲淹一走，更是成了廢紙一堆。
比較諷刺的是，所有新政措施中，被執行得最徹底的居然是“均公田”。這項旨在高薪養廉的政策很快變成了大小官員們爲自己增添福利的藉口，強佔私田、圈佔農地之類事情也沒少發生。於是乎，百姓怨聲載道，御史唾沫橫飛……
事情大致如此。范仲淹、富弼等人不得不承認，不管新政的初衷多麼美好，最終只剩下了一地雞毛。
說到底，理想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
想從既得利益羣體中虎口奪食，談何容易？更何況，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是坐在龍椅上的趙官家。
就這樣吧。
慶曆五年，詔書又下。
免去范仲淹參知政事一職，出知邠州（今陝西彬縣）；
免去富弼樞密副使一職，出知鄆州（今山東鄆城縣）。
免去韓琦樞密副使一職，出知揚州。
慶曆新政，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