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

文‖李之遙


張愛玲的作品,不是每一部都看過,但看過的每一部都在腦海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

說她的作品前,不得不說一說她這個人的傳奇人生。


一、人生


她出身於顯貴之家,曾外祖父是李鴻章,祖父是張佩綸,但到了她這一代,家族已經沒落。父親是遺少型的少爺,會詩詞歌賦,卻嗜好吸食鴉片,逛窯子養姨太太,揮霍家產。母親裹過小腳,在婚後選擇出國留學,很新式。作爲父母,他們都是不盡職的,一個心情變化無常又專斷粗暴,一個冷淡疏離又要求嚴苛,他們給張愛玲心靈帶來的傷害遠遠超出了那一丁點的愛以及一些好的影響。倆人最終協議離婚。早年隨父親生活更是受到諸多傷害,後母的冷眼與嘲弄使她時刻處在警惕與防備的狀態。


張愛玲幼年上過私塾,中學則就讀於聖瑪麗亞女校。她身處新舊交替的時代,在大陸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公共租借的地面上度過的,這地方兼有外國文化與本地文化,封建遺留的古老文化與新文化,各種文化相互碰撞衝擊,充斥着動盪與不確定性。


她有過兩段婚姻,一是與大她十五歲的胡蘭成,二是與大她二十九歲已入花甲之年的賴雅。


23歲遇到比她大十五歲的胡蘭成,與其寫婚書以定終身,婚後一直揹負着嫁給漢奸的罵名,然而胡蘭成未能堅守和她之間的那份歲月靜好。張愛玲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喜歡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


縱使這樣子放低了姿態卻也無法全然拴住一個男人的心。這段破碎的愛情雖令她心痛,但她早就懂得了人性。她寫過:“也許每一個男人全都有過這樣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牀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張愛玲三十六歲與賴雅結婚,賴雅死後她住在美國一隅,一概不見人,時刻小心提防,晚景頗爲淒涼。


二、作品


她少年成名,早熟早慧,洞察人情冷暖,深知世態炎涼,敏感而又孤高自傲,早就懷有滄桑之感。她的作品深刻,字句驚豔,又往往飽含無奈與蒼涼。她的作品與她早年經歷,尤其是封建家庭生活的經歷密切相關,亦與時代相關。


她筆下的作品大多是悲劇,個人的悲劇往往牽連造成多人的悲劇。《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就是一個典型,她因自己婚姻不幸便想方設法不讓自己的一雙兒女擁有幸福。即使是以團圓爲結局的故事也摻雜了很多現實生活的無奈。


她總是描寫人性的扭曲與異化,《金鎖記》是這樣,《半生緣》也是這樣。猶記得當初看《半生緣》,故事前半部分呈現的美好與後半部分的極度殘酷形成強烈反差,讓人不忍卒讀,連一呼一吸也沾染了從作品看來的冰冷寒意,終究是看完了卻再不願看第二遍。雖然殘酷,但她寫的是極好極好的。


她的很多短篇像極了一首又一首有着蒼涼曲調的歌曲,有種時空交錯的感覺,有時彷彿處在半夢半醒之間。電車叮玲玲玲玲玲,胡琴咿咿呀呀地響起來了,這麼些個故事也就有了開端。以聲音開端又或以聲音結尾,彷彿人生就在這歌聲中跌宕着婉轉曲折。


她有着敏銳的觀察力,畫面的色彩非常豐富。


如:“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點,低一點,大一點,像赤金的臉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殼青,天底下黑漆漆的只有些矮樓房,因此一望望得很遠。地平線上的曉色,一層綠、一層黃、又一層紅,如同切開的西瓜──是太陽要上來了。”


又如:“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着窗子裏一幅大畫。那澎湃的海濤,直濺到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


她善於想象與聯想,寫出來的比喻普通人八百輩子也寫不出來。


如:“背後是空曠的藍綠色的天,藍得一點渣子也沒有——有是有的,沉澱在底下,黑漆漆、亮閃閃、煙烘烘、鬧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


又如:“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臉,頭皮剃得青青的。頭的式樣好像是打扁了的;沒有下頦,也彷彿是出於自衛,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再如:“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裏鑽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麼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開電車的人眼睛釘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不發瘋。”


張愛玲說她更愛蒼涼,大概蒼涼就是她篇章的底色,也是她人生的底色。她的描寫細緻入微,人物刻畫惟妙惟肖,畫面豐富多彩,聯想與比喻令人嘖嘖稱奇,她像畫家那樣將一幅畫面細細地付諸筆端,她像心理學家那樣把人性剖析得徹徹底底。人間,不會再有第二個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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