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布里希到英國後，開始負責整理瓦爾堡的遺稿，需要辨識大量不甚清楚的字跡。戰後，貢布里希發現將這些論文完全整理完並出版不太可能，因爲內容太過零碎。於是他決定以這些資料爲基礎，寫一本瓦爾堡的思想傳記。
1937 年，由於瓦爾堡研究院沒有地方，貢布里希開始在考陶爾德研究院教藝術史，講瓦薩里、波提切利等人，同時與庫爾茨編寫一本關於圖像志的書（最後也沒出版）。
在研究院搬家時，貢布里希還秀了一波他的文學才能。當時研究院需要書架放書，但主管的文官並不熱情，沒有答覆他們的申請。貢布里希發現這位文官是研究中世紀拉丁詩歌的學者，於是寫了一首拉丁文的詩，打動了他。如此大家才得以搬運書架，讓研究院的書有去處。
1938 年，德國吞併奧地利，納粹對猶太人步步緊逼，貢布里希的父母也只得移民到英國。由於戰爭爆發，他們全家搬到伯恩茅斯，貢布里希已然無事可做。好在克里斯幫忙推薦了一個工作：去 BBC 進行敵臺監聽，以獲取有用的情報。
最終希特勒的死訊就是通過貢布里希傳遞給丘吉爾的，他在德國的電臺裏聽到布魯克納的交響樂，而這一段正好是爲悼念瓦格納而作，由此推斷希特勒很可能已死。這幾年大量的翻譯工作讓貢布里希對語言知覺的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電臺裏希特勒、戈培爾煽動人心的輿論宣傳也激發了他的研究熱情，後來貢布里希還專門爲此寫了論文。
戰爭期間，費頓出版社的霍洛維茨博士找到貢布里希，想讓他寫點東西，以便應對出版社當時的稿源匱乏。貢布里希正好着手要寫一本給青年看的藝術史。霍洛維茨給他 16 歲的女兒看了一部分初稿後，直呼牛逼，便預付了 50 英鎊稿費，希望貢布里希趕緊寫完。而貢布里希在不斷被催稿的過程中打了退堂鼓，想退還這 50 英鎊，不幹了！而霍洛維茨表示：「我不想要你的 50 英鎊，我要你的稿子！」
經過若干輪拖延，貢布里希甚至找人來幫他打字（他自己口述），終於在戰後的 1950 年，這本書得以出版，這就是風靡全球的《藝術的故事》。此書一出，大受歡迎，貢布里希的人生完全被改變了。他被推薦爲牛津大學的斯萊德美術教授，這是拉斯金曾經擔任過的教授席位，從此不再擔心研究藝術史無法謀生。貢布里希還經常被邀請去美國講學，和許多學界大佬談笑風生。這也成了他所謂的「雙重生活」：很多人知道他寫了《藝術的故事》，但不知道他還是個頗有建樹的嚴肅學者；而他的同僚讀過他的很多論文，但未必看過《藝術的故事》。
1959 年，貢布里希成爲瓦爾堡研究院的院長，開始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這些事務很繁雜，但給不同學者牽線搭橋的工作讓他很滿足。其他時間，貢布里希都在各處做講座，這些內容最後都編成了書，如《藝術與錯覺》《秩序感》《理想與偶像》等等。
剛去英國的時候，貢布里希認識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卡爾·波普爾。波普爾對科學哲學的研究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如科學的可證僞性。這些對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影響很大，他將可證僞性、試錯法、情境邏輯運用到藝術家對圖像的製作與匹配上，解決了藝術何以有一部歷史的問題，這也正是《藝術的故事》背後潛藏的理論。他倆在生活與學術中都是一生的摯友，最終都活了 92 歲。
貢布里希與另一位很有名的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私交也不錯。潘諾夫斯基早年和瓦爾堡研究院關係緊密，但貢布里希在理論上與其差異頗大，尤其是關於藝術與反映時代精神的看法。潘諾夫斯基認爲可以像界定動物種類一樣界定歷史時期：「貓不同於狗，是由於它結合了諸如具有能伸縮的爪子和不能游泳等特徵，這些特徵合起來界定了與 genus Canis（狗類）相對立的 genus Felis（貓類）......如果誰爲了方便起見而決定把這些特徵的總和稱爲貓性（cathod）和狗性（doghood），這樣做只會傷害英語語言而不會傷害方法。」
而貢布里希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了一篇說貓能游泳的文章，於是剪下來寄給了反駁潘諾夫斯基的另一位朋友。在貢布里希眼中，時代精神並不真實存在，就像貓性難以概括一樣。藝術終究是多樣的，而推動它前行的永遠是作爲個人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