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車上經過七個多小時地煎熬，回銅陵已是晚上八點。五一節回去不僅僅在尋找記憶中的往事，重要的還是喫喜酒，並且兩家都集中在二號的中午。
是遲到的婚宴。
朋友的女兒去年結婚的，婚禮本來定在年初六，誰知道情況一天天在變，變得惡化，變得人心發慌。最終大喜的日子沒變，宴席取消了，但人情消失不了。鄉下人厚道，情沒還，就揹着一座山，壓着他一年多，現在，外孫都有了，婚宴還得辦。他就是在我《村莊在我身後》文裏的“建”，那時省去了一個“汪”姓。程家墩四百多口人，在文中點名道姓的不多，《走出村莊的人》裏面出現幾個，也不知道有什麼反應，明天回村莊看看，聽聽。
一九八八年正月，我告別新婚的妻子，帶着村裏七八個年輕人去安徽來安電鍍廠打工，建也是其中之一。也許是我們太急於跳出“農”門，太期盼脫離手中的農具，但我們還是沒有準備好，握鋤的雙手抓不緊圓滑的鋼管，粗壯的雙臂抵不住輕巧的鐵葉片。對於無孔不入的鏽塵，還有深夜起牀上班更是難以適應。
終於，在白忙了半個月後，大都選擇了逃避，走出了宿舍。我和建沒有回家，乘上了東去的綠皮火車，有了蘇州火車站的故事，有了常熟辛莊，蘆蕩的故事。
那年，建和他現在的女兒差不多大的年紀。我們沒人寶貝，沒人關愛，我們用自己最大的氣力換取一天二十元的收入，換取一個個開心的微笑。
在歡快的樂曲聲裏，我回想着不和諧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