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婚宴

在車上經過七個多小時地煎熬,回銅陵已是晚上八點。五一節回去不僅僅在尋找記憶中的往事,重要的還是喫喜酒,並且兩家都集中在二號的中午。

是遲到的婚宴。

朋友的女兒去年結婚的,婚禮本來定在年初六,誰知道情況一天天在變,變得惡化,變得人心發慌。最終大喜的日子沒變,宴席取消了,但人情消失不了。鄉下人厚道,情沒還,就揹着一座山,壓着他一年多,現在,外孫都有了,婚宴還得辦。他就是在我《村莊在我身後》文裏的“建”,那時省去了一個“汪”姓。程家墩四百多口人,在文中點名道姓的不多,《走出村莊的人》裏面出現幾個,也不知道有什麼反應,明天回村莊看看,聽聽。

一九八八年正月,我告別新婚的妻子,帶着村裏七八個年輕人去安徽來安電鍍廠打工,建也是其中之一。也許是我們太急於跳出“農”門,太期盼脫離手中的農具,但我們還是沒有準備好,握鋤的雙手抓不緊圓滑的鋼管,粗壯的雙臂抵不住輕巧的鐵葉片。對於無孔不入的鏽塵,還有深夜起牀上班更是難以適應。

終於,在白忙了半個月後,大都選擇了逃避,走出了宿舍。我和建沒有回家,乘上了東去的綠皮火車,有了蘇州火車站的故事,有了常熟辛莊,蘆蕩的故事。

那年,建和他現在的女兒差不多大的年紀。我們沒人寶貝,沒人關愛,我們用自己最大的氣力換取一天二十元的收入,換取一個個開心的微笑。

在歡快的樂曲聲裏,我回想着不和諧的往事,這並不是我自作多情。

建結婚的時候我不知道,即便知道也很難回去。常熟一別我去了上海,從事着實在而又辛苦的碼磚,聽說建去了張家港,他的妻子也跟着去的。我們見上一面,也是難得的機遇。

時間慢慢地過,卻又過得飛快,一晃自己頭髮白了,一晃孫子能跑,一晃他的女兒就結婚了。

因爲送妻子去天井湖邊的酒店參加另外一場同樣遲辦的婚宴,我上酒店五樓已過了上午的時間。環顧四周,想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聽到有人叫我。是汪陽,建的堂弟。我走過去,這是靠近進門的位置,像教室最後一排的課桌。十個人的大圓臺,只坐着六個人,包括剛落坐的我。

席間,我問汪陽,怎麼沒看到你老爺(叔叔)呢?他笑着答我,老爺被我們搬到廣州去了。我聽完一楞,隨即也呵呵一笑,去廣州比在家裏坐喫山空強些。

他老爺就是小五子,和我家隔壁,大我一歲,和老婆離婚多年,兩個成年還沒成家的兒子都在廣州,做禮品推銷工作,日子像是三月的天氣忽冷忽熱。小五子待在家裏,感受着兒子們的天氣,還感受着村裏人的天氣,過着有今朝沒明日的生活。我勸他低下頭,去求老婆,看能不能復婚。有時候低頭不是醜事,低下頭才能昂起頭。可惜,他聽不進去。

其實婚禮,婚宴都可以推遲,只有日子沒辦法推遲,依然得一天天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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