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戴望舒、卞之琳爲代表的“現代派”詩人對葉芝、艾略特的推崇，到馮至以及九葉派詩羣對里爾克、奧登與龐德的執迷，都揭示了現代詩人接受並內化象徵主義詩學的內在軌跡。
一個突出的轉變在於，現代詩壇的後起者盪滌了初期象徵派的頹廢與神祕主義的傾向，他們從更本體的意義上思考“契合論”對於詩歌內質的作用，並把“契合論”提升爲詩歌本體固有的內在機制，成爲詩歌藝術思維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
唐湜是使“契合論”的觀念得到進一步深化的重要作家。如同穆木天、梁宗岱一樣，唐湜也深深受到了波德萊爾“契合”觀念的影響。在《論意象》這篇文章中，唐湜引用了波德萊爾的《契合》一詩，然後評價道：“是的，詩正是這樣的自然，這樣的神毆，那些活的支柱，象徵的森林正是意象，相互呼喚，相互應和，組成了全體的音響。這深邃的神殿，也正是那個陰鬱又深沉的一致，那個一致的生命，在那裏，從意識的暗示的意象、音響裏將喚起那一切久久沉埋了的從遠方來的迴音，廣闊如黑夜又如白日的潛意識流。”
這段引文中的“契合”觀念與穆木天、梁宗岱比起來並沒有更新的內涵。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湜強調了“意象”在物我契合中的重要作用，即“象徵的森林正是意象”。穆木天注重“契合”中的神祕性，梁宗岱主張“契合”是生存的“一片大和諧”，都使他們忽略了“意象”作爲“契合”的中介環節的重要性，從而使他們主張的物我無間的“契合”成爲一種難以捕捉的幽渺的神祕境界。而在唐湜這裏，對於“意象”的中介性的把握，使他的“契合”論變得明晰可辨了。
詩人正是藉助於“意象”的媒介而傳遞他對物我契合的感悟的，讀者也正是憑藉“意象”才得以進入詩人所構築的“象徵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