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小波，是因爲有一次在新華書店翻到他的書。
當時被書中的內容吸引，於是回去以後就上網搜索了一下：
王小波，當代著名作家，美國匹茲堡大學碩士，後來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28歲那年與李銀河結婚。
文化界經常見到這種事兒，在世的時候默默無聞，去世以後紅透半邊天。王小波也是如此，直到他1997年4月11日逝世以後，作品才家喻戶曉。
文風犀利，直擊心靈，是我個人對王小波作品的評價。
《我的精神家園》和《沉默的大多數》都是王小波的雜文集，今天來說一說《我的精神家園》。
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不新的萬曆十五年》，體現了王小波在那個時代，對古今中國社會現象的冷靜分析。
這篇文章其實是王小波對《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裏，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察明朝的這個時期，總結出一個結論：
明朝雖然理學盛行，表面上尊卑有序，但實際上這個社會是亂糟糟的。而當時的儒家思想已經發展到一個高級階段，所以由此可見，僅靠儒學來治理一個國家是行不通的。
黃仁宇先生的意思是，儒家的本意是善良的，可以作爲羣衆道德的根基，但從治理國家的層面來說，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
這句話看來沒什麼問題，但王小波對此產生了質疑，他認爲儒家的“善良”不能作爲道德的根基，而且舉了她岳母的例子。
有一次岳母來到王小波家，發現他家的衛生間沒有鏡子，於是就要求他砸上釘子、掛上鏡子，多方便。
王小波解釋道，水泥牆又硬又脆，釘子砸不上去。
岳母說，我大老遠地跑過來，又給你帶了釘子，你連試都不試？
王小波沒辦法，開始往水泥牆上砸釘子，結果砸出了一片坑，釘子還是沒有釘上去。
雖然拿這些家庭瑣事來反駁歷史學家的觀點，顯得有些論據不足，但作爲我個人來說，我是站在王小波這一邊的。
我也認爲，儒家從本質上來說，不能用善良來形容，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它，不如用“尊卑有序”，它更多地是在倡導一種社會規則，通過固化更多人的思想，來打造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
讀傅樂成先生的《中國通史》時，我發現一段有趣的記載：孔子在儒家學說已經相對成熟之後，開始長途跋涉，遊說各個國君，讓他擔任宰相一職，用儒學來治理國家。
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國的小國家很多，但這時候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孔子每到一個國家，這些國君把他捧着，把他供着，但就是沒有一個國君讓他擔任要職。
當然，在那個時代，能建立這麼成熟的學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但一種學說，並不一定適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王小波說：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
雖然沒有明說，但能感覺到王小波對歷朝歷代知識分子的一些看法。
說白了，無論什麼社會，知識分子都要有一種責任感，這個問題可以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
如果一個人沒讀過什麼書，也算不得知識分子，那麼還好，他的影響力有限，老老實實地過自己的日子，幫不了別人，也害不了別人。
相反，如果這個人讀過一些書，又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備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那麼他引經據典，言之鑿鑿，對別人的影響力就大了許多。
但是，如果這個人的價值觀本身就有問題，那對別人的危害也大了許多。
害了別人，再給自己貼上善良的標籤，這不是讀書人，而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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