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徵主義詩藝的探索過程中，九葉派的理論家袁可嘉走着與唐湜大致相似的路徑。如果說唐湜挖掘了“意象”在象徵詩中的重要作用，那麼袁可嘉則找到了“客觀聯繫物”（Objective correlation）。
“客觀聯繫物”也稱“客觀對應物”，語出象徵派大師T.S．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哈姆雷特》。在這篇論文中，艾略特指出：“藝術上的‘不可避免性’在於外界事物和情感之間的完全對應。”“用藝術形式表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換句話說，是用一系列實物，場景，一聯串事件來表現某種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終形式必然是感覺經驗的外部事實一旦出現，便能立刻喚起那種情感。”
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的思想對九葉派詩人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以至袁可嘉聲稱：“詩的擴展到了今日，經過艾略特底‘客觀聯繫物’的闡釋，可說已發展到極致。艾略特的‘客觀聯繫物’是說，如果你想表達一種詩思詩情，你必須避免直接的敘述或說明，而採取旁敲側擊，依靠與這種情思有密切關連的客觀事物，引起豐富的暗示與聯想。”
袁可嘉對於“客觀聯繫物”的闡述，可以說是九葉派詩人詩學原則的宣言。我們可以發現袁可嘉的解釋之中與艾略特的原文略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艾略持強調的是“情感”，而袁可嘉增加了“詩思”，在“情”之外又着重強調了“思想”的成分。
在《新詩現代化》一文中，袁可嘉認爲新詩的現代化傾向體現爲“現實、象徵、玄學的綜合傳統”，其中“玄學則表現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強烈結合及機智的不時流露”。可見，上文中對於“詩思”的增添是與袁可嘉對於“玄學”的強調分不開的。而這一點其實同樣接近於T.S．艾略特的詩學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