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詩歌之間有着密切而複雜的關係，這大概是一部甚至幾部專著才能解決的課題。我們並不企望對這種關係進行面面俱到的梳理，而試圖擇取幾個具有里程碑性質的詩人，即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探討他們在對象徵主義詩藝的探索過程中所代表的幾個重要的方面。
概括說來，戴望舒的貢獻在於找到了“既不是隱藏自己，也不是表現自己”的適中的藝術尺度。他在初期白話詩以及自由體的淺易奔放以及象徵派的晦澀朦朧之間獲得了一種詩藝上的平衡，同時又在象徵主義的移植與中國傳統詩學的繼承之間架設起一道連通的橋樑，從而使他的中和的藝術道路代表着更容易被諸種流派和傾向所認同的詩藝尺度。
卞之琳則是智性型詩人的典範，他對“戲劇性處境”的追求使他的詩藝呈現出“思想知覺化”的特徵。
同樣追求哲理的感悟與昇華，馮至在1940年代則專注於物象的沉思，從而使他的《十四行集》代表了一個沉思的時代。《十四行集》出色地體現出化意象爲象徵並在凝定的意象世界中冥思生命本體的特徵。
相對說來，穆旦或許是擁有着最爲複雜的詩藝的詩人。他的詩中表現出超凡的營造自創性象徵的能力，並在象徵意象中灌注了同樣強大的感性體驗和形而上思索。同時，他創作中史詩的意向則反映了現代詩歌在40年代力圖宏觀把握歷史與人生的超越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