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諾獎有三個後果：對於中國作家來說是揚眉吐氣的；對於羣衆來說是充滿爭議的；對於莫言本人來說；不幸是要大於幸運的。
國人對於諾獎的埋怨是很重的，一是在於爲什麼民國大家們拿不來諾獎，由此形成了一股民族氣節，覺得諾獎的認可是“西方”的認可，中國人要走自己的文學路線。
二是在於莫言的文字帶有批判性，可以作爲一種把柄被國外敵對分子利用。國人在文學批判性上很是偏激，在時代差異面前，民國大家的批判性之所以被認爲是可行的是在於時代不同，在那個時代，我們用得最多的詞便是“黑暗”，黑暗是要去批判的，光明是要去歌頌的，所以到了現在，任何帶有“批判當代”性質的文學，都有了很重的爭議。
而莫言的文學在西方也並不像我們想象的路人皆知，在獲得諾獎前，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也只是一種教學文學，是值得研究琢磨的文學。諾獎像是一種推銷手段，立刻就讓西方讀者羣體讀到並接受了莫言的作品。而莫言的獲獎，同時也爲他帶來了如同帕斯捷爾納克①一樣的質疑，那就是“諾獎究竟要不要給一個階級立場不同的作家？”尤其是放到了Z時代②人羣佔據主導的時代，當網絡媒介快速傳播時，對於莫言來自中西的層層質疑讓他幾乎銷聲匿跡，直到去年纔出了一本《晚熟的人》③，而我也第一時間看了這本書。
相比於《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來說，新世紀的莫言仍然是莫言，他不曾改過自己的批判，但耐人尋味的卻是，莫言的批判還是來自五十年前70年代，那是一個被默許的錯誤時期，是一個可以批判的時期，也是一個任何錯誤的承擔時期。今年餘華的《文城》④出版後，文學家們批判的時代更早了，又回到了周樹人們批判的年代。兜兜轉轉百年後，中國文學忽然止步在了上個世紀，再也無法向前邁進了。
這可以委婉地說是莫言們不比年輕人們更瞭解21世紀，也可以委婉地說莫言本身依舊在維繫他的山東高密東北鄉。沒有一個晚熟的作家可以愚蠢到將自己的文學帝國盲目轉移，爲了保住自己的聲譽，爲了保住自己作品的質量，莫言也只能接受晚熟的結果。但時過境遷，中國年輕的純文學家們像是被包裹了一樣。中國開始走了自己的文學道路，開始更加瓊瑤與金庸，甚至剔除了瓊瑤與金庸。文學性被貶乏、摒棄直至泯滅，文學也娛樂了起來。到現在，對於文學的意義居然又回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討論“文學究竟有沒有用”。魯迅嘔心瀝血所構建的中國現代文學，卻正在被網絡文化所瓦解。
莫言爲此也發過言論，在獲得諾獎之後他曾去東京參加了東亞文學論壇，演講了一篇題目爲《哪些人是有罪的》，有人說，僅憑這篇演講，莫言就註定要獲得諾獎。確實如此，這篇演講的批判性是極其尖銳的，也是很露骨、不加掩飾的。國內只有少數媒體和自媒體去報道了這個事情，原因多半也是因爲如此。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本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但到了現在，莫言得獎的爭議遠遠蓋過了他的意義，這無疑是可悲的。
將文學還給文字，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往上衍生，便是“藝術與政治的對立”。藝術從業者們整日高喊藝術是全人類的，《格爾尼卡》⑤是全人類的，《La campanella》⑥是全人類的，《悲慘世界》也是全人類的，但一旦與政治掛鉤，藝術的真實與現世的對錯便不是最重要的了。在這個維度上，即便我文字的語氣偏愛藝術，但也不能感性到用簡單對錯來判定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我只能帶有個人喜好的贊同藝術門派，便呼籲希望把文學還給文字，把藝術還給藝術。
但其實，如果沒有政治背景下，藝術也便失去了魅力。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人類社會的對立賦予了藝術除娛樂外的功能。所以言語中對於文學藝術的尊重，還是在於適度地歸還文學自主權。讓更多的人敢於去用理智與才智去寫一些真正的文學，而不是麻痹的文字、充滿謊言與毒藥般的文字。
最後引用一段《哪些人是有罪的》裏的話。在“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中，任何一種藝術都是可悲的，現在我們着力於把藝術喂到人們嘴裏，讓他們急功近利地去感受藝術，便更爲可悲。
“我們的文學真能使人類的貪慾，尤其是國家的貪慾有所收斂嗎？結論是悲觀的。儘管結論是悲觀的，但我們不能放棄努力。”
“因爲，這不僅僅是救他人，同時也是救自己。”
by 佐也.
註釋：
①：諾獎作家。蘇聯作家、詩人、翻譯家。
②：是美國及歐洲的流行用語，意指在1995-2009年間出生的人，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統指受到互聯網、即時通訊、短訊、MP3、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科技產物影響很大的一代人。
③：系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首部小說集。
④：是作家餘華創作的長篇小說，該小說講述的是關於一個人和他一生的尋找，以及一羣人和一個洶湧的年代。
⑤：是西班牙立體主義畫家帕勃洛·魯伊斯·畢加索於20世紀30年創作的一幅巨型油畫。
⑥：是李斯特爲獻給德國鋼琴家克拉拉、舒曼而作的鋼琴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