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中的「園藝文化」

齊格蒙·鮑曼之所以要寫《現代性與大屠殺》,主要是爲了糾正時人對大屠殺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大屠殺和反猶主義深度綁定,視其爲現代文明短暫的偏差,並很快得到糾正;另一種則將大屠殺視爲人類原始本能的極端表現,帶有某種普遍性。

鮑曼認爲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把握住大屠殺的特殊性,從而削弱了對現代社會的反思。他將其與現代性關聯到一起,認爲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個產物,而不是僅僅只是它的一個失敗。

這種想法初看起來讓人驚訝,正如當年世人發現奧斯維辛的存在一樣。文明、理性的另一面竟然會是針對數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這是許多推崇現代價值的人所不願承認的。而現代社會的戲法,正是將野蠻套上文明的外衣。

鮑曼發現,反猶主義在德國並沒有很強烈。雖然希特勒很厭惡猶太人,但並沒有成功地煽動起民衆的反猶情緒。即便如此,納粹從遷移猶太人到肉體消滅猶太人,都進行得很順利。而這一切的前提,洽洽不是激動的情緒,而是普遍的冷漠。在猶太人被界定爲應當消滅的異類以後,人們便不再將其看作「人」,而是「物」,從而毫無感情地執行屠殺的命令或旁觀其落難而無動於衷。

這種界定本身,在鮑曼看來,正是一種「園藝文化」的表現。爲了將花園修剪得好看,就必須清除雜草與害蟲。在納粹所規劃的人工秩序中,猶太人正是一種「雜草」,爲了純化雅利安人,需要將猶太人遷走或消滅。從早期社會學家對人類社會的規劃,到各種烏托邦的設想與實踐,都反映出人們想像改造自然一樣改造人類社會。這是一種對理性的推崇,對自發性的不信任。

當然,這種園藝式的規劃在實踐中遭遇了諸多失敗。而更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些作爲「雜草」而被犧牲掉的人。在規劃者的眼中,他們被非人化,成爲一種物,爲了總體的秩序,被堂而皇之地消除,釀成了許多可怕的悲劇。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爲其中一員。

對「雜草」的界定,有點類似於利奧塔的「宏大敘事」,以否定秩序之外的東西來確證主流意識形態的在正當性。因此,對於納粹來說,大屠殺看似是毀滅,實則是創造,乃爲了實現他們眼中理想世界的創造。這一點細想起來確實很恐怖,打着烏托邦旗號的人,反而往往容易導向極端的工具理性,很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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