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是孤獨和交流的結果。孤獨是積累，交流是交換。如果沒有孤獨的積累，無法擁有特長，獲得認可，贏得自信。沒有交流，則無法豐富自身，增加深度，贏得成長保障。
城市給人帶來新觀念和新機會。人嚮往世外桃源，渴望農業社會的恬靜淳樸。事實上，每一種生活渴望都包含着這樣那樣的誤解，即便是對太空征服的渴望，誰能說那不僅僅是一個夢，或一種比較？
特·布蘭德說：
“認爲自給自足地務農是件浪漫又環保的事，實際上它是貧困的陷阱，也是一場環境災難。”內羅畢、聖保羅的貧民窟肯定比寧靜的鄉村更糟糕吧? 搬到那兒去的人們可不這麼想。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用腳投票，雄辯地表達出對城市的熱愛，因爲城市裏不管生活條件多麼貧窮，始終都充滿機會，也有更大的自由。
對於很多人來說，農村的自給自足只不過是浪漫的海市蜃樓，城市的機會纔是人們想要的。2008年，全世界生活在城市裏的人首次超過了總人口的一半。這是經濟進步的一項衡量標準。
不久前，人口統計學家還以爲，隨着住在寧靜郊區的人們開始遠程辦公，新技術會把城市變成空心地帶。
我也曾經想過，未來在鄉下完成各種寫作計劃。可是顯而易見，基礎生活條件限制了自己。我到哪裏去找那些便利的飲食，閱讀，休閒和交流環境？
看到這一幕並沒有發生——哪怕是在金融等產業，人們也喜歡在玻璃高塔裏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聯繫，完成交換和各自的專業工作，而且還願意支付高昂租金。
2025年，有50億人住在城市裏，有8座特大城市的人口都將超過2000萬：東京、孟買、德里、達卡、聖保羅、墨西哥城、紐約和加爾各答。
城市容納了全球半數人口，但面積還不到全球陸地面積的3% 。環保主義者興許討厭“城市擴張”，但全球事情跟他們願望正好相反：村莊越來越空曠，人們住在越來越密集的水泥森林裏。
對大多數人，認爲孤獨妨礙了他們，城市的交換更自由。
封閉只能阻止發展。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歷過開放，很多人一定都認可這個觀點。《理性樂觀派》中有這樣的例子：
明朝皇帝們不光把大多數產業和貿易納爲國有，造就了國家對鹽、鐵、茶、酒、外貿和教育的壟斷，還以極權方式干涉國民的日常生活。
官員社會地位高而薪俸低，兩相結合必然孕育出腐敗和尋租。和所有官僚一樣，他們本能地懷疑創新會威脅自己的地位，他們花越來越多的精力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達成最初設置職位時定下的目標。
對人們的服飾、對公共和私人建築，房屋的尺寸等均有管制。從生到死，人生活裏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密切監視之下。
大明王朝開國之君洪武帝的行爲，展示了扼殺經濟的最佳範例：未經政府許可，禁止所有貿易和出行；強迫商戶每個月登記一次商品庫存；吩咐農民只能耕種自己要消費的作物，不得上市場進行買賣；縱容通貨膨脹，紙幣貶值到從前的萬分之一。
永樂大帝又爲這項目單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大費周章地遷都，維持龐大的軍隊；攻打越南；讓太監掌管巨型國家艦隊遠洋出海，禁止所有人造船。
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法蘭西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還有拿破崙或者希特勒，曾短暫統一歐洲結果跟明朝別無二致：停滯和官僚主義。
在皇帝戴克裏先的統治下，“收稅人變得比納稅人都多”，史學家拉克坦修斯說，此外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城市，都受成羣的總督和蜂擁的官員壓迫，此外，他們還加上了無數的收稅員、書記和助理。
那以後，歐洲陷入了四分五裂狀態，不同的國家彼此交戰。
人既需要孤獨，也需要交流。隨着年齡增長，人早晚都會沉入孤獨，所愛的人都會離開，有限的生命中，請記得交流表達。
不要封閉自己，即便看透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