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進一步的考察說明，這種主張甚至也是不能成立的。我們習慣於認爲，我們有行動的自由，因爲我們意識到自己的願望，但是沒有意識到它的動機，就像斯賓諾莎所提出的那樣。我們的動機是我們性格中各種特殊力量之混合的結果，我們所作的每一抉擇，都分別由統治動機的善或惡的力量所決定。對某些人來說，這種特殊力量具有壓倒一切的強度，以致任何人只要知道他們的性格和當時的價值標準，便可預測他們抉擇的結果（儘管他們自己可以想象，他們在“自由地”作着決定）。對另外一些人來說，由於它們的破壞力和建設力均等等，因此他們的抉擇不可能在經驗上得以預測。當我們說，人可以有不同的行爲時，我們所涉及的是後一種情況。但當我們說，他本應該採取不同的做法時，我們的含義只是我們沒有預測到他的行爲。然而，他的抉擇說明，他的某一組力量強於其它的力量，因此，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抉擇也是由他的性格所決定的。如果他的性格有所不同，那麼，他的行爲也就會有所不同，不過，這種行爲也還是嚴格地以他的性格結構爲依據的。意志不是人性格以外所具有的抽象能力，相反，意志只是性格的表現。具有生產性的人信任自己的理性，他有愛人和愛己的能力，所以他有依德性而行事的意志。不具有生產性的人未能發展這種能力，他是非理性的缺乏意志力之情感的奴隸。
我們的性格決定我們的抉擇，這一觀點並非是宿命論的。人雖然與其他一切生物一樣，受制於決定他的力量，但人是唯一賦有理性的生物，是唯一有能力認識這種力量的生物，而且，依靠這種認識，他能積極參與對自身命運的安排，並加強尋求着的因素。人是唯一賦有良心的生物。他的良心是召喚他返回自己之聲，它允許人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以便使人成爲他自己；它幫助人經常意識到生活的目的以及達到這些目的所必需的規範。因此，我們並不是孤立無援的環境的犧牲品，我們確實有能力改變和影響那些內在及外在於我們的力量，並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那些戲弄我們的環境；我們能夠培養和強化那些發展和實現善之追求的條件。雖然，我們有促使我們積極參與生活的理性和良心，但理性和良心本身與我們的性格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如果破壞力和非理性情感在我們的性格中居統治地位，我們的理性和良心就會受到影響，並不能正常地發揮作用。理性和良心是我們最珍貴的能力，我們的任務就是發展和運用這種能力。但理性和良心並不是無約束的、不確定的，也不是脫離我們的經驗的自我而存在的；它們是我們整個人格結構的內在力量，而且像某個結構中的任何一部分一樣，它們是由整個人格結構所決定，並影響着整個人格結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