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對最微不足道的仁慈也心存感激。上牀之前，如果還有時間，人們就赤裸着站在屋頂掛着冰柱的屋裏。但是，如果這會兒工夫沒有空襲警報，燈也沒有被關掉，我們就感激不盡。因爲如果我們捉不完蝨子，那麼半宿都會被咬得無法入眠。
集中營生活中快樂的匱乏爲我們提供了一種消極的幸福——即叔本華所謂“免於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這樣的幸福也只是相對的。真正的積極的快樂，哪怕是極細小的，也非常少。
在一個不再承認人的生命價值、剝奪人的意志並使之成爲消滅對象（當然要先有計劃地讓他盡其所用）的重壓之下，人的自我最終會遭受價值缺失之苦。
人們對於自身內在價值的認識寄託於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這種精神性的事物不會被集中營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擁有這樣的自覺，更不用說囚犯？
在心理和精神的層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夠決定自己成爲什麼樣的人。即便在集中營，他也能保持自己作爲人的尊嚴。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結識了那些烈士之後，這句話常常出現在我腦海裏。那些烈士的行爲，他們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喪失內在的自由。他們可以說配得上他們的苦難，他們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種真正的內在昇華。就是這種精神的自由——任誰也無法奪走——使生活變得有目的、有意義。
積極的生活能夠使人有機會通過創造性的工作實現價值，而消極的生活能夠使人滿足於對美、藝術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僅沒有追求創造和快樂的機會，而且只存在一種達到最高道德標準的可能（就是說，在對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縛的生命的態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過創造性或享樂的生活，但不只是創造和享樂纔有意義。如果說生命有意義，那麼遭受苦難也有意義。苦難、厄運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沒有苦難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人接受命運和所有苦難、揹負起十字架的方式爲他提供了賦予其生命更深刻含義的巨大機會，即便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個勇敢、自尊和無私的人。否則，爲了活命，他會忘記自己的尊嚴，變得無異於禽獸。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困苦環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機會，有的人會充分運用它，有的人會放棄它。這也決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難。
看不到未來的人之所以自甘沉淪，是因爲他發現自己老在回憶。我們曾經說過，犯人容易憶舊，爲的是忘記眼前的痛苦。但剝去當下的現實性就會蘊涵着一個危險，那就是容易忽視積極度過集中營生活的機會，而的確存在這樣的機會。將我們的“臨時的存在”看做不真實的，本身就是使犯人喪失對生活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一切都成爲無所謂的了。這種人忘了，正是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下，人才有實現精神昇華的機會。他們不是把集中營的苦難看做對自身內在力量的考驗，而是很不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把生命輕易拋棄。他們更願意閉上眼睛，生活在過去之中。對這些人來說，生命是無意義的。
愛之意義
愛是直達另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唯一途徑。只有在深愛另一個人時，你才能完全瞭解另一個人的本質。通過愛，你才能看到所愛的人的本質特性，甚至能夠看到他潛在的東西即他應當實現而尚未實現的東西是什麼。只有通過愛，才能使你所愛的人實現他的全部潛能。通過使他認識到自己的所能和應爲，他就會實現自己的潛能。
無論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尋找意義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說，即使在遭遇痛苦時，人們也有可能找到意義——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話。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麼有意義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論這種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與其說是英雄行爲，不如說是自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