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因此，我曾經以爲司馬相如開創了中國文人“下海”的先河，是一位“儒商”。當然，作爲“賦聖”、“辭宗”，漢武帝時期又以中郎將之職平定西南夷的司馬相如，無論學養還是事功，都完全可以稱之爲儒者。但他並非歷史上第一個“下海”的文人，更算不上商人，只是爲一時的生計擺擺“地攤”而已。不過，當時已是辭賦大家的司馬相如，卻能不囿於“身段”和流言，穿着短褲圍裙去跑堂賣酒，還真是值得後世的文人乃至商賈大佬們學習。
那麼，何謂儒商，或者說怎樣才稱得上儒商呢？這就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儒”及其起源。從相關史料來看，最晚在中國古代的殷朝，就出現了精通當地風俗文化和當時禮儀習慣，專門負責冠婚喪祭司儀的祭官，稱之爲儒，又叫術士，屬於早期的知識分子階層。據清末劉鶚的《鐵雲藏龜》研究，甲骨文中已有儒帝子、儒人、儒師、子儒等字詞，“儒”還往往與帝子、公子、國師等聯繫在一起，說明這是一種高貴的職業和職位。正如《週記·大宰》所說，“以九兩系邦國之名：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漢代劉歆在《別錄》中也說，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於“司徒之官”，以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他們主要遊文於“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爲高。孔子曾經對子夏說：“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語·雍也》）。表明後來的儒羣擴大了，規格、地位等也相應降低──從“士農工商”，最後一路淪落到了“老九”。所以，《說文解字》有“柔也”的解釋，即郭沫若說的“不事生產的筋骨的柔”（《駁說儒》）。此外，儒還有“學習先王之道浸潤其身的人”、“雷神燎祭中的女性祭祀者”等說法。胡適在《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則認爲，儒的職業有點類似於基督教中的牧師，而不是劉歆的“出於王官”。但不管怎樣解釋，“儒”是以儒家精神爲核心，有知識、有文化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至於到底屬於俗儒、雅儒還是大儒，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由此來看，所謂儒商，應該是指擁有“兼善天下”遠大抱負和德行操守與文化素養，注重以德立人、以誠立身、以業立足的商界精英。這種超功利性的作爲自然屬於儒家精神的體現。
在《史記》等文獻的記載中，范蠡（公元前536年——448年）即陶朱，自古就被尊爲“商聖”。出身於楚國的范蠡雖然博學多才、文武雙全，但因家境貧寒不得入仕而投奔了越國，輔助越王勾踐一雪會稽之恥，成就了一番霸業。功成名就後范蠡急流勇退，與西施隱姓埋名于山水之間，三度經商又三散家財，後來定居在宋國陶丘（即菏澤定陶），自號陶朱公。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和道家學者、楚學開拓者之一，他的經商成就及作爲，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儒者商人。
而作爲“孔門十賢”之一的子貢（公元前520年——456年）即端木賜，曾擔任魯國、衛國之相，雖然晚於范蠡，但因爲其文化修養豐厚，理財經商能力高超，學、行結合得好，被稱爲儒商鼻祖。《論語·先進》說：“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測屢中。”意思是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家裏窮得叮噹響，連喫飯都成了問題；而子貢卻不受命運擺佈，通過猜測市場行情的變化來進行買賣，而且總是猜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有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和誠信經商的“端木遺風”（儒商理論）歷來爲世人所推崇，成爲民間供奉的財神。
鬼谷子的學生白圭（公元前370年—300年或463年—公元前365年）被《漢書》稱爲“天下言治生者祖”。戰國魏惠王時期，他曾在魏國爲相而興修水利，後辭官經商，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理論和12年爲一個週期的農業經濟循環說，遠比子貢的“臆測”來得理性。他還主張按產物的二十分之一來徵收田稅，以減輕農民負擔；要根據糧食的豐歉採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方法來經商，比如，在穀物收割時買進糧食，而在蠶繭出產時出售糧食，買進絮帛。這就像吳起用兵、商鞅行法，講究智、勇、仁、強。白圭也是最早在商業領域收授門徒的人，而且要求這些學生必須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質。白圭可以算得上中國的第一個經濟學家，有“商祖”的美譽。
當然，也有人把王亥（公元前1854年—1803年）當作華商始祖。但是，如果從“儒”或者文化這個角度來講，王亥是算不上儒商的。正如編撰了《呂氏春秋》的呂不韋，粗通文墨留下“胡慶餘堂”的胡雪巖，都因爲太過“投機”，與真正的儒商相比還是有“距離”的。而司馬相如的岳父卓王孫以及後來的石崇、王愷等，那僅僅只是錢多豪富而已，難以稱“儒”。但是，中國的儒商及儒商精神卻是傳承有序的。明清時候，還出現了徽商、晉商等儒商商邦，一直影響到近現代中國儒商和企業家羣體的形成與發展。當代以來，在傳統美德與市場經濟的融合中，儒商的傑出代表榮毅仁、霍英東、馬萬祺、湯恩佳等，更爲儒商精神注入了現代愛國主義和勇於創新創造的新元素與新內涵，樹立了新的典範。
儒家文化及儒商精神的內核一直沒變，但儒商及其概念所指卻隨着社會的發展而在不斷變化。尤其是在今天，除了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中的“先富者”紛紛就讀MBA之類而外，因爲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整個社會的知識水平大幅提升，大量知識分子和高科技人才成爲了商界的弄潮兒，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儒商時代”。這種“幻象”其實是因爲我們沒有很好地把握和釐清知識與文化的關係，知識只是某一方面的常識或技能，是文化的基礎，而文化則是道德方面的修養或人格，是知識的超越；知識呈現的是一種能力和身份，而文化卻是一種教養和格局。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知識+商人”當作儒商，更不能把那些媚俗的“學問、學歷”或概念說辭視爲“儒學”或儒者。而且，儒商的關鍵還不完全在於學問、學養的深厚，更在於對儒家“以人爲本”倫理道德的修爲與實踐程度──這也是“儒商精神”與以契約製爲核心的“西商思想”的最大區別！而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是其高度重視商業的品格與道德的高尚，不取“不義之財”，取財則必有“道”！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在浮躁的當下，我們還能找出幾個真正的儒商呢，螞蟻金服還是滴滴出行？所以，有人感嘆：中國當下無儒商。但是“挾書”的鄭作或“滌器”的相如還是越來越多了，“一手拿《論語》，一手持算盤”總歸不是一件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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