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知楊柳先生到宜賓白酒學院擔任執行院長，很是爲他高興——“轉戰”多個領域，都有所成。感嘆之餘，又記起與他關於爲人爲事爲學的一次閒聊，他說，（你們）搞行政工作的，除了當官，還能做什麼？作爲曾在省社科院工作，還先後擔任過《四川財貿經濟》常務副社長、《名酒世界》總編，出版有《產業空間集聚與區域經濟發展》等專著及市場實踐經驗的楊柳先生，似乎有資格這麼調侃一下，即便有失偏激，但確實是切中了我們一些行政幹部的軟肋。
這種現象的形成，應該與理念、作風及其之下的能力與素養不無關係。
記得當年曾有領導提出，要在十方堂邛窯遺址下游老南橋附近建一座兩三米高的攔水壩（甚至還有提出要在上游葫蘆灣附近建三十米高攔河大壩的），以蓄水成湖打造景觀。如果這些個規劃一旦實施，不僅會使一道僵硬的混凝土大壩聳立在古樸的老南橋旁邊或邛崍城西，而且南河兩岸直至黃壩大橋以上必須修建相應的河堤，以防止蓄水及洪水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邛窯遺址的毀損及城區的安全，整個邛崍城區河段的自然水岸線、河道肌理、沿河景觀及水環境都會受到很大影響。上級文物部門從保護文物出發，大力溝通、協調，提出了建設自然低矮翻水壩的替代建議方案。直到十來年後纔有了今天沿河兩岸的文化與景觀打造。否則，恐怕就沒有了現在自然生態的河濱公園，甚至邛窯遺址公園也不是眼下的模樣，而且長期的河道淤積還將對防洪及整個南河的水環境生態造成極大破壞。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因爲疏於對現代知識、現代理念的學習與跟進，更難得聽取和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想當然地提出諸如攔河造湖之類貌似時尚，實則落後的規劃理念與項目，那是很難成其事或者成其爲以後的麻煩事，乃至難以逆轉的壞事。
這種現象還有另外的表現形式。一些領導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抱守着傳統思維模式，思想逐漸僵化，靈性慢慢丟失，難以適應創新型社會及創造性工作的需要，假如面臨新的工作挑戰或有意無意地被拋出體制之外，往往就無所適從。改革開放以來，下海的機關幹部應該不在少數，而十之六七都是狼狽上岸，困頓不堪。那些因“犯事”而走向社會或市場的，大多也因理念或專長的缺失而被市場和社會所邊緣化。即使在體制之內，那也只是按部就班地混日子，很難在工作或事業上有所作爲。我認識一位領導，凡講話作報告都是四點，每點之下又是三四點，哪怕屬下起草的文稿是五點六點 ，都要被他概括提煉、刪減修改爲三點 ，實在概括不了的，就加一個“另外”。而所講之事，所做的工作也大多跳不出刻板、教條的“程序”化模式，直到退休都過着毫無新意與情趣的生活。
當然，也有不少行政幹部是專業出身，但踏入仕途以後，慢慢就陷於應酬交際當中，在爲工作、爲升遷奔波忙碌的同時，專業精神與專業技能日漸荒廢，成爲一個“缺乏專業”的專業幹部。到了離崗或退休之時，便在“人走茶涼”而一無所長的失落中導致心理失衡而不知所以。現在的體制中人，除專業技術人員或有所專精者及別的興趣愛好之外，大多如此結局。
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古代的范蠡、陶淵明、蘇軾、朱熹們，即使不再爲官，還可以去經商、回家種田或教書授徒。而在國外，忽官忽商或別出一路的成功者更是不在少數，別說丘吉爾政治、文學雙豐收之類，就是在一戰中受傷致殘，意外流亡上海的匈牙利人鄔達克，身無分文而以繪圖謀生，結果還成就了一條建築設計之路，憑藉國際飯店、綠房子、諾曼底公寓等建築作品，成爲上海建築文化的傳奇，還影響了貝聿銘等一批建築師的成長。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在體制方面——“鐵飯碗”！一碗在手何愁終身無食？所以，現在有很多人爭相報考公務事業人員。這本身無可厚非，但關鍵是能不能克服某種因依賴性而產生的惰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否則，這不僅於工作無益，於事業有害，並將直接影響到個人的發展與生活的品質。當然，也有不少先進的例外，比如樊建川先生，走出體制之後，艱苦創業，還創建了建川博物館，成就一番大事業；哪怕如褚時健，出獄之後也能再次創業，成爲“中國橙王”。由此可以看出，這一問題的在根本上可能更關乎個人的認知、修爲與努力！
所以，我不禁又想到餘秋雨先生及其《身上的文化》，他說：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在此之外，我覺得哪怕懂點諸如管理學或真正的管理乃至哲學等其它的興趣、專長也好，在怡養性情與有所寄託的同時，還能對家庭對社會奉獻餘熱、作點貢獻，豈不也是一件美事？
在社會加快發展的當下，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最爲缺乏或最需要涵養的，正是現代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及其專長，自然就在事務性工作之外，更難以旁及其他了。因此，作爲機關事業幹部，還真得認真思考一下楊柳先生的話，爲官之外，似乎真該多多修煉、學習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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