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季氏第十六》通覽：莫要忘了詩禮
《論語·季氏第十六》凡十四章，863字。通篇談爲學之用，重點強調和突出了“禮義”。
今人談“禮”，多講“禮儀”，也就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禮記》中講，“夫禮者，天地之序也”。這個“天地之序”實際上便是“禮義”，也就是“禮”的本質。“禮”的本質是體現天地之序的，是構建一個繁榮而有秩序的社會的前提。
《論語·季氏第十六》的點題末篇重點講了對於“邦君之妻”的稱呼。
君稱之“夫人”，夫人自稱“小童”，國人稱“君夫人”，國人對外邦人稱“寡小君”，外邦人對國人稱“君夫人”。表面上看，這種稱謂的變化瑣碎而沒有意義。特別是伴隨時代的變遷，似乎已經全然被丟棄進了歷史的煙塵之中。認真琢磨一下，我們從中似乎能夠讀出一些靈活性來。同一個人，“夫人”、“小童”、“君夫人”、“寡小君”的稱謂變化是伴隨着稱呼者與邦君之妻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變化的是稱謂，不變的是禮，是禮本身所體現的謙恭、敬重。
孔子講“出門如見大賓”，每個人能將出門遇到的人當成最尊貴的賓客來看待，表面上是一種虛套，實際上“大賓”的關係框架建構起來以後，兩個人的相處便變得有規律可循了。謙恭、敬重成爲兩個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在這一基本關係框架下，交往、合作便變得高效的多。
《論語·述而第七》中“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講得很透徹。《詩》《書》及孔子所執禮，都必用雅言。所謂的雅言，就像今天的普通話，或者說場面禮儀。就像該講普通話的場合，有人不講普通話一樣。該稱呼邦君之妻爲“君夫人”的場合，說成“寡小君”是要鬧笑話的。
《論語·季氏第十六》一章，之所以選擇“邦君之妻”篇作爲點題末篇，就是在告誡學者，要揣摩“禮”背後所體現的“義”，單憑博聞強識是沒有用的。一個“邦君之妻”尚且能弄出四五種不同場合的稱謂來，任你是史上最強大腦，對於“禮”的繁文縟節也只能記個七七八八。如果不從禮的根本上下功夫，表面功夫下得再多也沒什麼用。
回頭再來看《論語·季氏第十六》的首篇——“季氏將伐顓臾”。這篇長文一波三折，夫子溫良恭儉讓，這一篇算是老人家言辭比較犀利、激烈的一篇。
孔子點出伐顓臾的不正當性之後，冉有辯駁稱這件事是季氏要做的，自己和子路都是不願意做的，冉有之意是在推脫責任。
孔子特別點出兩個人作爲季氏輔佐家臣的責任和義務，冉有看到在真人面前無可推脫時，進一步辯駁“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避無可避時，冉有從利害關係上解釋了“伐顓臾”的內在原因。孔子進一步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角度，從“修文的以來之”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觀點，點出自己的推斷——“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我們看這篇“季氏將伐顓臾”的一波三折，表面上看像是在講時事，實際上則是在講爲學之用。
孔子所講，全在“學而爲人”，一切學問的目的全在於運用。“在其位，謀其政”儘自己作爲家宰的職責，這是爲學之用。知仁守禮，見利而不忘義，這是爲學之用。冉有推脫責任也好，言利害而忘仁義也好，都是在爲學之用還差着火候的表現。
老師畢竟是老師，學生畢竟是學生。冉有、季路的小尾巴說到底還是因爲修養和見識缺火候造成的。所以，緊接着孔子講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實際上是進一步說明“季氏將伐顓臾”的不妥。講“祿之去公室”，實際上是進一步印證自己“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的推論。
至於後面的“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侍於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都是在講實踐爲學之果時火候、分寸的把握。
至於“陳亢問於伯魚曰”篇，意味最爲深長，還是陳亢的話含金量較高些——“溫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不要忘了伯魚可是孔子的親生兒子，對親生兒子所教的仍是《詩》《禮》。後輩學人，還有什麼理由不學《詩》《禮》的？
從另一個角度講，爲人而忘《詩》《禮》，即便顯赫如當時的冉有、季路，也只能說是學問還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