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河南杂文学会一行到淮滨采风，我收获之一是认识了“循吏”一词。
当然得从孙叔敖说起。孙叔敖，𫇭氏，名敖，淮滨县期思镇人，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列其为第一人。“循吏”之名即此出现，后被《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司马迁将孙叔敖列为循吏的核心理由是“奉职循理”，“可以为治”，即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可以用他做榜样治理好天下。古代重农，一般认为官员的政绩首要在于发展农业经济，其次是教育，再次是理讼。孙叔敖“施教导民”得“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得“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故“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恐怕是他的治水之功。
淮水之患久，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而灌雩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芍陂”（今安丰塘），它的出现，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
孙叔敖还善于疏通上下言路，使世情得以上闻，上令得以下达。比如楚庄王更换小币为大币，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造成市场紊乱，孙叔敖上朝如实禀告，并请楚王“遂令复如故”，市场得以恢复。楚王认为高大的车利于驾马，想改变楚地坐矮车的风俗，准备下令把矮车改高。孙叔敖说：“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循吏”，必须有能，有智慧。但这两条也需建立在另一基础上，即：德。
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史记》载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地；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即可看出，孙叔敖淡泊名利，为官只求尽职尽心而无悔。
因此后人一般认为“循吏”是“良吏”，为好官。不过，也有人将之作为“庸官”，比如作家刘远举在《项俊波的能吏与循吏辩》中说：“所谓循吏，指的是遵循为官的法理制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与此相对应的是能吏的概念，指那些熟悉为官之道，却不墨守陈规，长于解决棘手疑难问题，推进改革的官员。显然，项俊波算一个能吏。”他的依据是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在笔者看来，太史公在《自序》中的话跟《循吏列传》正文有所不同，只是为了区别《酷吏列传》，因为“酷吏”其实也是清廉能干的，只是太傲气，刚愎自用。《循吏列传》中的孙叔敖、子产、公仪子、石奢、李离，要么清廉刚正，治国有方，要么自省而舍生取义，实在跟不求有功搭不上界。而《酷吏列传》中郅都、张汤、尹齐等人，在任时，也都非常清廉，亲戚的馈赠从来不接受，熟人的请托也从来不答应，身后都没有太多的财产。他们与循吏的区别，在于前者循规蹈矩，求实稳健，又不失计谋，考虑苍生百姓；后者唯圣上的旨意是从，皇上想打击的人，他想法治倒；皇上想释放的，他长久拘留不处理而慢慢等待转机。在这种作派下，酷吏的下场往往都不是太好，他们树敌太多，最终也难逃被打击迫害的命运。刘远举先生把循吏与能吏对应，恐不是太史公之本意。
亦有人把循吏与清流（或曰“清议”）对举。依据是明代张居正之言。张说：“这当官呀，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冲虚淡薄、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朝廷社稷；还有一种人，大瑜小疵，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家一揪一个准，但是他们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必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这种官员叫循吏。我们只要循吏，不要清流。”
这里的循吏，其实就是刘远举先生所说的能吏，又近似于史太公笔下的“酷吏”；而这里的“清流”，却是刘元举笔下的“循吏”：实在是有点乱。
今天，我们看待官员，不妨以法律条文来区分其合格与否。当下改革更加深入，需要有胆识有魄力的领导：但公职人员行政和执法的前提是依法，就知道，我们国家需要的仍然是孙叔敖那样的循吏。他们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依法行使权力。制定计划或处理问题时，既积极主动敢担当，又能够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度考虑风俗民情，才能造福一方，为百姓所称道。
在淮滨小城，这个循吏第一人的故里，我们参观淮河博物馆，感受滨河之土古老的文明，感受淮河两岸勤劳淳朴的民风；我们流连于方家湖湿地，看鸢飞芦茂，水天相接，芳草萋萋；我们惊异于纺织工业区，赞叹洁白的纤丝，精美的花纹，创新的科技：我们品尝刚出炉的金黄的手撕面包，香甜酥脆的各式面点……有一种欣慰和祝福充溢心间：循吏常在，人民安康。
（正文2008字）写于2018年
已收入《五百里水路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