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男耕女織，小農經濟在一定方面能夠自給自足，維護封建統治，可是經不住打擊，天災人禍就可能使其崩潰，而在我國的這片土地，天災時常發生，下面我們就來談一談近代最大的乾旱以及它所帶來的旱災。
從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七八年，這段歷史是同治皇帝駕崩光緒皇帝即位的時期，這段時期也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箇中興時期，然而天災還是發生了，在這三年爆發了整個近代最大的旱災，史稱丁戊奇荒。
在一八七五年，中國北方的華北地區發生了一場旱災，多地顆粒無收，百姓根本無法填飽肚子，剛一開始北方各個省份入春降雨很少，一直到這一年結束，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降雨降雪，一年降水稀少實屬不常見啊，當時百姓祈求河神水神，一點用都沒有，祭祀用的糧食反而白白地糟蹋了食物，而山東、陝西、河北、河南等幾個省份在這年的秋天，也開始了嚴重的旱災，百姓對這種現象無能爲力，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鬼神身上。
那個時候的廟宇中擠滿了上香求雨的人，就連年輕女子也不再祈求姻緣，改爲祈求降雨，農田裏的莊稼高不過半人，只見昔日生氣勃勃充滿了希望的麥田似乎變成了上天遺忘的土地，不知道雨神是去流浪了還是奔向了西方？山東因爲河流幾乎全部乾涸，家畜因爲缺水紛紛渴死，樹木因爲缺水，變成了枯枝爛木，更嚴重的是人們因爲飢餓紛紛餓死。
一八七六年，此時是光緒二年，經過了一年的持續乾旱似乎沒有減弱的跡象反而更加嚴重，依然是長久地得不到降雨，此刻受災範圍由北方逐步擴大到全國，絕大多數的糧食作物因爲乾旱絕收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北京周圍發生了蝗災，而在夏秋時節又有的地方出現了水災，這一年，簡直三大天災集聚一堂，而這一年也是顆粒無收，民不聊生。
當時的河南、河北、甘肅、北京等地水災、旱災、蝗災氾濫，持續的旱災和蝗災讓中國最樸實的老百姓不得不聚衆鬧荒，因爲糧食價格飛漲，本來就乾旱欲死的糧食也被蝗蟲一掃而空，據記載，李提摩太致書《萬國公報》呼籲捐款救災，他說災民用穀糠、草籽及樹葉樹皮磨面充飢，其“老弱不堪行動不能自如”者，“只得坐以待斃”，至於“將妻女兒媳賤賣”及“自縊、投井、投河、服毒者”，難以盡述。當時，一個村子裏100家餓死的有70家，從陌生人相食到家人相食，再到主動殺人而食，百姓們不得不走上絕路，路上泣者無數，許多少年少女不能自保而被殺。
舉目望去路上盡是逃災的人，男人帶着女人，女人帶着小孩，大量的饑民聚集在官府的賑災粥棚前面，只爲討上一口稀粥喫來維持自己的生命，據一位在青州的傳教士統計，僅僅當時的青州就有近七萬的災民。
一八七五，華北大旱；一八七六，華北大旱；一八七七，華北仍然大旱；一八七八，華北仍舊大旱，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經受不住持續四年的旱災，當時旱災的嚴重到黃河都出現枯水的現象，蝗災的出現，又把本剩餘不多的糧食啃食殆盡，與旱災、蝗災、水災相繼而來的是瘟疫還有地震。
一八七八年，在山西，進入了六月，六月帶來的少量降雨似乎讓旱情得到了些許緩解，緩和後的旱情似乎給新的災難一個機會，瘟疫又給百姓們帶來了新的摧殘，人們常說到：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這場瘟疫來勢洶洶，迅速席捲了山西大部分的城市和農村，那些本以爲自己足夠幸運在飢餓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的人們又被瘟疫無情的帶走了生命。
瘟疫從山西蔓延到全國各地，在河南省，十個活人中有八九成染病，就連當時被派來賑災的官員都染上了疾病，難道這個時候人們真的沒有辦法了嗎？旱災剛有所好轉，又有新的災難發生，雖然清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可是感覺就像杯水車薪一樣，於事無補。
直到時間到了一八七九年，雖然大地依舊的乾旱，可是大部分地方都從旱災的影響中緩解過來，降雨開始正常，人們歷經了四年的困苦與磨難，終於能夠重建自己的家園了，據當時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受災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大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到兩億人左右。在我們的歷史上，很少出現“奇”這個字，一旦出現某件事被賦予了“奇”字，那必然是能載入歷史的大事。
我們一直是農業大國，對於，饑荒，洪災，蝗災見怪不怪，但是丁戊奇荒讓他們恐懼，讓他們害怕，這不單單是奇荒了，飢餓，瘟疫，上頭的不作爲，變成了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有一種狼災，一，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導致野狼的數量急劇增加，它們敢在大街上，直接襲擊行人。他們的出行安全也都沒了保障，除了考慮瘟疫，飢餓，擔心自己會不會被別人喫掉，還要考慮狼的威脅，農民們除了聽天由命，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甚至直到民國還沒有恢復災前水平，可見丁戊奇荒對國民經濟命脈造成了多大影響，生產力低下，封建社會的壓榨，清朝人口的不斷無限制增長，土地無限被開墾，水土流失嚴重，更加劇了災難的惡化，赤地千里，災民百萬，一眼望去，是這樣的景象。
現代學者分析近代這場最大的旱災，這場“丁戊奇荒”之所以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後果，是因爲當時清朝人口增長過快、土地被無節制開墾、土地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生態惡化等多方面原因導致，再加上小農經濟經不起打擊，就造成了這場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