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徒步追尋西南聯大的光輝歲月

楊瀟爲自己的著作《重走》添加了一個副書名,“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猜測他的意圖,是爲了讓讀者身處汗牛充棟的出版物中一眼看到《重走》時,能精準地識別出該書的內涵。那麼,這一因爲狀語過長而顯得有些拖沓的副書名,會不會讓讀者產生誤解呢?比如我,驀然遇見《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聯想到正在熱映的紀錄片《九零後》,我認定這是一本可與之互補的專著。

由徐蓓創作的紀錄片《九零後》,用訪問當年就讀過西南聯大、如今在學術領域裏成績斐然的先生們的方式,還原了當年故土淪陷的情形下,這一羣分別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十八九歲熱血青年,是如何在昆明繼續他們的學業的。在楊振寧、許淵衝、潘際鑾、楊苡、王希季、馬識途等前輩的回憶裏,我們聽到,總算於昆明找到棲身之處的西南聯大,在物資嚴重缺乏的困境下,是如何創設出學術明星熠熠生輝的歲月的。

其實,《九零後》用影像表達的西南聯大最可寶貴之處,之前我們通過文學作品陸續有所領略。盛讚西南聯大的文學作品中,最爲大家熟悉的,當屬汪曾祺先生的一組以《跑警報》領銜的散文。而宗璞先生多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則以西南聯大的生活爲背景,刻畫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土淪喪、民族危亡之際是如何堅守人格操守的。至於鹿橋先生的《未央歌》,則從小處入手,通過一羣西南聯大青年學子相愛相怨的故事,表現了年輕人的生命追求,那就是積極樂觀地追尋真善美。

總之,可與紀錄片《九零後》互爲文本的著作不在少數。可是,在成爲西南聯大之前,也就是說,從長沙臨時大學到西南聯大,其間經歷過什麼樣的艱難困苦,似乎少有人記述。沒錯,宗璞先生《野葫蘆引》的第一部《南渡記》,顧名思義,展示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等三所高校南遷昆明的一路上遭遇的各種磨難,但是,《野葫蘆引》的忠實讀者知道,宗璞先生在邁入老境後拖着病體戮力寫作《野葫蘆引》,是要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東藏記》以及之後的《西征記》和《北歸記》上,所以,雖將《野葫蘆引》的第一部命名爲《南渡記》,作者將更多地筆墨給了自己最爲熟悉的北京城以及爲後三部作品做鋪墊。

記者楊瀟,發揮其揹包客的特長,通過重走始於長沙、終於昆明的長沙臨時大學成爲西南聯大的路程,來爲《九零後》寫作一本長長的“序言”,對非專業研究人員的普通讀者來說,讀完這本“序言”庶幾能領悟,由長沙臨時大學到西南聯大,絕非畢其功於一役那麼簡單的事。

事實上,從長沙出發後,走過湖南、貴州和雲南境內的益陽、常德、桃源、官莊、沅陵、晃縣、玉屏、鎮遠、黃平、貴定、貴陽、安順、鎮寧、晴隆、盤縣、平彝和曲靖,最後抵達昆明的那一路上,楊瀟始終以記者的敏銳與沿途的各色人等、山川河流、僥倖留存的地方誌對話着,一鱗半爪地還原了當年由陸路去昆明匯入西南聯大的湘黔滇旅行團在路上留下的痕跡:

“天氣在隨時變化,霧裏看山和夕陽看山就是不同的感覺。而雨中、冷風中、月光中看那未經雕琢的大自然,更有無窮的滋味。更妙在我們自己也在行進中,有時第一大隊已攀登上一個峭拔的懸崖,回頭下望只見第二大隊的人們小得像螞蟻一樣,正從隔江的山頭上向下行進。”——楊瀟摘自湘黔滇旅行團成員丁則良的文章《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憶》,讓我們讀到了旅行團離開長沙不久,團員們情緒高漲得能有閒情逸致仰望星空的初始階段。

等旅行團到了接近貴州的沅陵-芷江段,已是3月13日,距離出發的日子已將近一個月,他們再看山看水,已不是剛啓程時的況味:“車停了,衆人爬下車,發現一隻後輪出了故障,而看着汽車傾倒的方向,離路邊的深淵不過三寸,‘無異從死裏逃回來’。出事的地方叫火燒坳,離辰溪縣尚有二十多裏。故障無法修理,同車二十多人,在雪地裏等了三四個鐘頭,不見援兵。爬到山巔瞭望,只有起伏的白色荒山,不得已,只好帶上隨身行李,步行向辰溪縣前進。”——楊瀟從出版於1939年11月14日和11月16日的《大公報》漢口版爬梳出來的署名長誠的文章《抗戰中的西南》,讓我們讀到了彼時湘贛滇旅行團團員的情緒,已比剛出發時低落了不少。

古往今來,雲南的氣候條件一直要好過貴州,可是,對長途跋涉後由貴州進入雲南的湘贛滇旅行團的成員而言,感受就未必如此,”數不盡的小山坡”讓人“厭煩得要死”:“這幾日連續晴天,氣溫升高,越走越熱,但沒有大休息地,所以途中喝不到團部準備的開水,沿途樹木茂盛,杜鵑遍野,卻見不到一戶人家,也無法討水喝,‘瓶裏的水喝完了,便讓口乾着,上下齒。上下脣黏作一團。最後,脣上幹了皮,連黏也不可能了’有同學途中暈倒……“被楊瀟寫進《重走》裏的湘黔滇旅行團行將崩潰的一個場景,來自旅行團成員楊式德的日記。昆明已經近在咫尺,楊式德們非但沒有表現出勝利在望的喜悅,反而那麼沮喪那麼怨氣十足。

假如,一本《重走》讓如上這樣的敘述佔了絕大部分篇幅,那麼,像我這樣從品目繁多的出版物中選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的讀者,會覺得非常滿意——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人都說西南聯大了不起,但是,國破家亡的時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經歷過什麼樣的磨難才百鍊成鋼地將自己變成傳奇的過程,特別是他們從長沙臨時大學學生變成西南聯大學生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卻鮮有人論及。而楊瀟腳踏實地的記錄,則把這個過程中他們遭遇過的艱難險阻悉數道來,除了更進一步地交代了西南聯大何以能成爲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一塊金字招牌外,也坐實了楊瀟在序言《出發:公路徒步的意義》中所定義的湘贛滇旅行團的意義:“回到1937年的夏天,與地理意義的公路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兩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之路”。

可惜的是,如上這樣的敘述,是花插在《重走》的字裏行間的,如此寫法,長沙臨時大學成爲西南聯大的過程就顯得支離破碎了。此外,我還很難理解:既然是要尋找西南聯大,何以不讓湘贛滇旅行團將長沙臨時大學“走”成西南聯大的故事,撐滿一本《重走》呢?

當然,所佔比例多寡不是判斷這一部分內容對一本書而言是否最重要的唯一標準,但是,以那樣兩條線索與湘贛滇旅行團的故事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來構成一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 是否辜負了副書名中的核心詞“尋找西南聯大”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弄清楚,除了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外,楊瀟在《重走》中安排的另外兩條線索分別爲什麼內容。

且看引自《重走》的這樣幾個片段。

片段一:徒步超過20公里時,微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處的疼痛,在左腳大腳趾、肩膀、右腳腳掌、腰、右腿髖關節間輪番發作。夕陽從正前方照過來,柏油路面塗上了一層油彩,好像發生了某種捲曲。最後一兩公里,尾骨也開始痛了,後來想起可能是腰椎發出的警告,好在那時我已經進入了軍山鋪鎮。此地屬於常德市漢壽縣……

片段二:天色已晚,我決定在公路旁搭車上行,接近縣城處,有小路岔出,我在這裏看到了此行最多的指路碑和將軍箭,十多塊石碑密密麻麻排在路邊。縣城海拔又回到了1000米以上,前方指路牌顯示:晴隆70公里,普安121公里,盤縣196公里。那麼雲南就還在兩百公里開外呢。到酒店,還沒換鞋就急着摘掉不合適的護膝,果然右腿膝蓋內側被勒出了一個半透明的水皰……

片段三:下午4點多鐘,我走上令人響水街大橋,下面是個寬闊的峽谷,本就是風口,路面每隔十幾米口有“注意橫風”的提醒,今天的風有格外大,耳朵裏的砰砰之聲變成了噼裏啪啦,20多公斤的揹包看似“壓艙”,但也因爲它,重心偏高,在橋邊走起來不免搖搖晃晃,加上呼嘯而過的汽車,多少有點心悸。更倒黴的是,剛走過大橋,我就發現自己走錯了路,應該在上橋前就右拐上小路的,只好一邊罵自己一邊折返,噼裏啪啦搖搖晃晃重新來一遍。


三個片段,是作者楊瀟分別在湖南、貴州和雲南境內徒步時身體或者心態出現狀況的真實記錄。類似的描述,在《重走》中並不少見。一而再再而三地讀到這樣的描述,我有些疑惑:書的副書名的核心詞不是“尋找西南聯大”嗎?將自己在尋找西南聯大的過程中身體和心理出現的異常和真切感受植入“尋找西南聯大”的過程中,難道是作者徒步過程中身體和心理髮生的變化能與“尋找西南聯大”這個核心詞產生瓜葛嗎?

楊瀟重走湘贛滇旅行團當年走過的路,起於2018年4月8日、止於2018年5月17日。一個人孤獨地徒步40天,一路上要克服傷病,要掙脫困境,要視而不見就在眼前的誘惑,並不容易。2018年的中國,無論是大都市還是小縣城,汽車的保有量已趨近飽和,楊瀟用自駕來重走湘贛滇旅行團走過的路,並非異想天開的選擇,“我熱愛走路。走路,尤其是長距離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戰自己的一把尺子”,楊瀟寫在自序裏的這句表白,應該真實不虛,可我讀來更覺得楊瀟是想用與湘贛滇旅行團同樣的方式,體驗戰火紛飛的歲月裏將自己從長沙臨時大學學生變成西南聯大學生的不易,也讓讀者通過他親身體驗,體會到西南聯大能成爲傳奇的原因之一。

如此揣摩,楊瀟在一部“尋找西南聯大”的著作中一次一次地呈現自己在途中身體和心理出現的異常,就非常妥帖了。然而,他又爲什麼要將沿途看到的鄉村發展中不盡如人意之處也“摻雜”在“尋找西南聯大”的文字裏呢?

“沿河而上,幾乎一兩公里就有一處挖沙點,隆隆作業聲在這綠野中不斷響起。這個國家巨大的建材需求和它對‘富強’的追逐驅動着這一切,與之相比,一條河流的生命有多重要呢?”

“八十年後,曲靖老城已殘存無幾,東門街拆了大半,新的建設尚未跟進,於是成了一個安靜的臨時停車場,當年這裏是全程最熱鬧的地方,民衆閱覽室和郵局電報所都在這裏。”

……

此處省略的,是楊瀟佈局在書裏的同類內容,比例至少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吧?將貌似與核心內容“尋找西南聯大”不相關的所見所聞“插入”書裏,是記者楊瀟技癢難忍?還是他的言語裏別有它意?

出版《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的上海文藝出版社,在書籍裝幀設計時特意從三篇序言中分別選出一句話印在封底上。在封底上楊瀟這麼說:“我沿着這樣一條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熱情的人、在桃花源裏憂心忡忡的人、等待記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200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的楊瀟,新華社、《南方人物週刊》等媒體的職業經歷到底在他身上留下了濃重的印戳,以致印在勒口上的作者簡介,“記者”成了他衆多社會角色中最重要的一個。既然如此,他用一本書來告訴一路上等待記者的友善的、警惕的、熱情的人,他們等的不是永遠等不到的戈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些文章在評論楊瀟的《重走:在河流、公路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時認爲,楊瀟寫作這本書的初衷只是爲了重走一遍當年以聞一多爲代表的湘贛滇旅行團走過的路。也許,此言不虛,然而,以三部分內容互相扭結成一本書的構思,到底還是透露出了記者楊瀟寄予《重走》的希望:副書名中的核心詞“尋找西南聯大”,當然意指尋找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西南聯大,也以自己徒步的切身體驗暗指當下的人們與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之間的距離,更用事實告訴讀者,什麼時候這個社會都需要西南聯大的精神。有了這三部分內容,楊瀟的“重走”,纔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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