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的學術風尚和對小說史的探求
中華讀書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寫作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背景。
陳平原（以下簡稱“陳”）：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所謂理論年、方法年。那幾年大家討論問題，喜歡先談大的理論框架，擺弄各種新方法、新理論。這是80年代的風氣。那三兩年，文學界、學術界都有比較大的變化。就在那個時期，我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概念，影響比較大，很多人希望我們就這方面大加發揮。可是我和老錢（錢理羣）、黃子平不一樣，當時我還在讀博士生，他們兩個在北大當老師。所以我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博士論文寫作。當時我已經發表的論文雖然影響較大，但怎麼樣和博士論文的寫作結合起來，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做博士論文，很多人一開始提出宏大的規劃，希望一舉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何況那時我年輕氣盛，又正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論文還沒有開始寫作，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就提醒我：“別弄一大堆理論。”意思是說，別把理論弄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裏頭裝。當時最容易談的如“東西方文化異同”，確實是什麼東西都可往裏裝。做學問，“說有容易，說無難”。中國文史這麼大的範圍，你愛說什麼，很容易找到；說無，就必須排它，做很多實證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願意在“說有”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隨便逮住幾個例子就能寫出一篇論文來。王瑤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體課題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對整個知識的發展有所貢獻。所以，當時我特別警覺，從1985年的熱潮中退身下來，認真做博士論文。
二、被否定的兩個題目
中華讀書報：您當時對自己的博士論文有什麼想法？聽說一開始您也有題目被否定，是這樣嗎？
陳：博士論文跟別的文章不一樣，在我看來，必須是顧炎武所說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這樣的題目，才適合作爲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否前面沒出現，後面不可缺，寫小文章無所謂，做博士論文的選題則特別重要，必須定位在這裏。對我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怎麼樣利用你的積累，最大限度地發揮你的長處；另外，論文做完後還可以繼續伸展。這兩點是做論文的人應特別注意的。如果隨便抓一個時尚的題目，即使有若干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爲這跟你的長期積累、志趣以及長處脫節，做起肯定是倉促上陣。博士論文是一個成果，也是一種訓練。這句話的意思是，從碩士到博士，這六年總得有個階段性的成果。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論文做完之後，還能繼續發展，有個伸展點。假如沒有，做完論文就丟掉了，以後再找個題目，那只是拿了個學位。
所以，我考慮的是，第一，這個題目值得做，所謂“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第二，這個題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積累指向這裏，以後的研究從這裏出發。這兩點鎖定以後，再選題目就比較好辦。當然，你會根據學界動態，以及自己的興趣不斷調整。選題目其實很難。你必須考慮到學術界的狀態、你自己的能力，還有這篇論文出來後對學術界的貢獻。在選題過程中，你會不斷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有的人一進大學、研究院就有一個題目，圍繞這個題目，目不斜視，一直做下去；另一種是通過讀書，不斷思索、徘徊、選擇，在很多題目的糾纏中掙扎，最後確定一個。我是後面這一種。1985年，我同時準備做幾種工作，好些後來沒有做，有的因爲條件不成熟，有的則是我的知識準備不夠。我說這些，也許對大家有用。就是說，你知道好多題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拋棄。我當時選了三個題目，涉及三個類型。
第一個題目是，現代文學和宗教的關係。後來我沒做，別人做了。因爲我念碩士時寫了一篇《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到北大唸書，很大程度是因爲這篇文章。文章寫成之後，我剛好到北京給老錢看，老錢又推薦給王瑤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沒有招過博士生，看了這篇文章後，說“讓他來考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生。王先生跟許多人說過，我招的這個學生，對宗教方面有興趣。當我做博士論文時，王先生說，他不給我出題目，但可以幫我排除。也就是說，他不管我怎麼讀書，怎麼選題，只告訴我哪種選擇可能是錯的。我的這個題目，就被他否了。爲什麼否？他的意思是，第一、雖然你對這方面有興趣，但你沒有受過宗教學方面的專門訓練，除非你補課，在宗教學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則你就是騙文學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學界談禪論道，但這畢竟不是你的專長。第二、他說，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訴你，將來能請到的參加你的論文答辯的教授，沒有一個人懂這個。答辯時，可能人家看在導師的面上，讓你通過。也可能你的論文超出那個時候一般教授考慮的範圍，你會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難。兩種結局都不理想，所以這個題目最好不做。
第二個題目，我當時對語言哲學感興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對文言和白話的關係感興趣，想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我當時跟王先生講，我自信對晚清一段有一定積累，可以從晚清一直談過來，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問題，我談了一些思路，王先生還是不同意。他認爲這個題目，如偏重理論，太玄了；如着重資料清理工作，則沒有大的建樹。1985年前後，關於這個問題，成果還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識到，語言的變化，肯定是這個世紀中國文學很關鍵的問題。王先生講文言轉白話，肯定會有大成果出來。但是現在沒有找到恰當的理論框架，研究還是比較一般。這就是說，我們預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是沒有找到恰當的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補語言學的課。好在我們系裏的朱德熙先生歷來主張文學語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個長處，是語言專業比較強。
第三個題目是關於小說敘述方式。這個題目，一開始不是這麼報的，這是後來逐漸成形的。一開始只是想討論中國小說形式的變化。王先生說這個題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學概論”直接套到文學現象上去。選定中國小說作爲研究方向，已經是我讀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問題意識比理論框架更重要
中華讀書報：王先生的教學實在很好，您是怎樣處理“問題”與“理論”的關係的？
陳：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閱讀大量小說和理論著作之後發現的新問題。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斷冒出，尤其是當你接觸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論框架時。做博士論文的人，除非特別沒出息，否則都會努力把研究推進一步。希望自己的論文有一個全新的面貌，自然會考慮到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問題在於，你的論述對象很可能經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論之重壓，因而紛紛解體——這對於史家來說，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對象的探討中能發現問題，而這個問題最好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這個潛力又能和新的知識結合起來。對於博士生來說，很可能問題意識比理論框架更重要。在小說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論，我比較關注盧卡奇和巴赫金。一般人會從意識形態推導文學形式的變化，而我想從文學形式窺探到意識形態的變化。假如我從“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來論證小說的形式變化，這樣的論文當然也可做，但價值不大。我希望從小說形式特徵的一點一滴的變化，去窺探、折射時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經濟制度、文化思想的變化都會直接引發文學形式的變化，但文學形式的變化，肯定折射了時代與社會變化。從小說形式的變遷入手，討論本世紀中國的意識形態，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們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命題有關。以前的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從1917年說起，我們則強調從晚清落筆。一方面，我找到了問題，從形式裏面窺探社會的變遷，而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個載體，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說。而這兩點，恰好與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四、小題大作的好處
中華讀書報：您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特別提到“小題大做”，這對寫論文有什麼直接的好處呢？
陳：我在好多書的序言裏提到“小題大做”。小題小做，可以做到小巧玲瓏，但沒有多大意思；大題大做不是博士論文所能承擔的，那需要花一輩子精力；大題小做，最怕的就是這個，寫雜感可以，做論文不行。比較合適做博士論文的——對寫學位論文都是如此，就是“小題大做”。因爲在研究能力不是特別強、知識積累不是很雄厚時，大題大做會有困難，而小題大做有可能使你的成果比較堅實。小題大做還有一個好處，可以相對封閉起來。北師大陳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學問要“竭澤而漁”，如果“小題大做”，可以做到；但若“大題大做”，則不可能。假如一個題目設計挺好，但你控制不住，可能因爲你的時間、資料、思路等有問題，也可能因爲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不可控制的。這種情況下，必須找一個可控制同時能發揮自己的長處，且可能有理論意義的題目。我說的“小題大做”，意思是可以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可以控制。
但不是所有小題都能大做。這裏面，你的眼光很重要。怎樣在一個富有潛力的小題目裏做出大文章來，要有大的眼光。我記得王國維指導清華研究院某學生論文，是關於孔子生平的考證，王國維說，你考證很精，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小題目有的可以大做，有的大做不了。這取決於後面有無大的理論背景，也取決於題目本身的潛力。我希望進去的時候很小，出來的時候很大。這是研究的理想狀態。我一開始想研究小說形式的各方面，最後縮小到敘事模式。依我的判斷，在整個演變過程中，對於晚清、乃至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最值得注意的是敘事方式的變化。之所以將論題封閉在清末民初30年間，因爲我想做的是中國小說敘事模式之“轉變”。這樣的“封閉”，會把複雜凸顯出來。假如我寫成中國小說的敘事方式，這樣也可以，但很可能變成面面俱到的鋪陳。我做“轉變”，會更多考慮問題的複雜性，不僅涉及外國小說的啓迪，還必須追究古代中國小說的傳承。表面上不斷縮小範圍，但實際上我的思考逐漸深入。談中國小說，縮小到形式研究，再縮小到敘事模式，最後縮小到敘事模式的轉變。這並非偷懶，而是將問題不斷推進，思考逐漸深化的結果。
五、論文不是教科書
中華讀書報：我覺得這纔是真正的論文。它提出問題，切入問題。很多人不會寫論文，就是因爲提不出有價值的問題。
陳：很多人不會寫論文的原因，是誤把教科書當論文寫作的範本。教科書的特點是一、二、三平行羅列，而研究著作的特點是向前推進。起碼就表面特徵而言，一個是橫的，一個是豎的。比如，告訴你杜甫詩有四個特點，一、二、三、四，中國農民戰爭有五大特徵，一、二、三、四、五，這是平面羅列，不必深入研究，這是教科書。論文是找到一個問題，一步步往前推進，最後逼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來。我希望我的研究題目縮小，但深度、厚度卻大大增加。說形象點，做學術論文，研究要單刀直入，切忌貪多求全，四面開花。很多人的論文，一看就不是作研究的，單從題目就看得出來，因爲只有“範圍”而沒有“問題”。論文的寫作不能只談“範圍”不出“問題”，比如“婦女小說研究”、“《水滸傳》藝術論”、“象徵主義透視”，等等，都不是好的論文題目，因爲這本身沒有“問題”，只是“範圍”。爲什麼很多學生論文出不來？很大程度在此。找到一個好題目，很不容易的。好題目本身便體現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必須學會提出問題。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找到研究對象，而且還蘊含了作者的思路、方法、策略。
六、低調的寫作姿態
中華讀書報：您本人的散文和其他文體的文章寫得相當有激情，而您在這篇論文的寫作中卻採取了一種很低調的“敘述”，這是論文本身的要求還是寫作者的選擇？
陳：我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敘述問題。我寫完碩士論文寄到北京，王瑤先生看了，批了4個字“才華橫溢”，然後說，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不對。這句話特別觸動我。逞才使氣，控制不住自己，就這麼一點小才華隨便揮灑，很容易灑盡的。另一方面，我理解爲這是對對象的不尊重。才華橫溢者，容易用他自己的強勢姿態來迫使材料就範。表面上，論文井井有條，不是內行看不出毛病。——我覺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易犯的毛病是事先假定理論的“合理”與“勿庸置疑”，要求事實乖乖就範。——假如未進入正式研究，或者論文還沒作，就已經有了結論，而且不可動搖，我相信這種研究價值不大。因爲，你不用研究就有了結論，只不過用整個論文來證明你的結論。這樣的研究不具備理論的穿透力。表面上得出的結論與最初的預料一模一樣，可慶可賀；我的疑問是，那又何必花幾年功夫做這個研究呢？當然，有時候最初的直覺是對的。但很多人不是這樣，是因爲他把與結論不一樣的材料排除了，纔會有這種情況。假如你尊重對象、理解對象、強調過程，而不過分注重結論，這樣做論文，或許更有價值。你做完論文之後與你做論文前，如果是很不一樣的，那就會很有意義。
七、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
中華讀書報：以前聽您說過，學位論文只是基本的標誌，您是怎樣看這個標誌的？
陳：碩士階段，要求學生對本學科的現狀有所瞭解，對該研究領域的方法、材料基本掌握，初步具備研究能力，這就行了。碩士論文體現基本訓練，在此前提下略有突破就可以，能體現對學科的貢獻更好。而博士論文的要求，則高得多。博士論文做得好壞，對他以後的學術生涯影響很大。博士論文是個標竿，跳不過，或只是勉強過關，作爲學者而言，就很少有更大的戲可唱了。博士論文應該是一個人進入學術界的入場券。
學習寫論文的技術問題，對初學者其實很有用。這裏面體現着學術規範與學術訓練。有的人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一輩子都不入門，很可惜。談論學術規則，表面上不利於天縱之才，可這是一個下限，目的是杜絕“假冒僞劣”。入了門，可以變化、可以創新、可以發展。但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不守基本的學術規則，一味“天馬行空”，建議他改行從事文學創作。當然從另一方面講，教育體制有問題、學術訓練有缺陷、學科分類及研究方法有弊病，必須得持清醒的態度，時刻準備做出必要的修正。但這不應該成爲學界“無法無天”者的護身符。
本文來源：《中華讀書報》2003.3.12
採訪人：祝曉風、張濤。版權歸採訪人和《中華讀書報》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