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得越來越反常，黑天鵝事件頻發，從2020年的疫情開始，到極端天氣，到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曾經我們也天真地安慰自己，災難面前衆生平等。
2020年3月的一天，美國億萬富豪大衛·格芬在美國社交軟件Instagram 上面發佈了一張他的超級遊艇在加勒比海中航行的照片，並配文：“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納丁斯隔離，爲了躲避這病毒。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安全。”
（大衛·格芬曾是在好萊塢呼風喚雨的“夢工廠三巨頭”之一，是全世界娛樂工業內最富有的人 ，代表作《怪物史萊克》《功夫熊貓》）
一邊是赤裸裸的炫富，而世界的另一端卻是因疫情而被失業的大量中低收入者。
太多的人在黑天鵝面前不堪一擊。
“反脆弱”一詞來自傑出思想家塔勒布的著作《反脆弱》，他主張：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而是“反脆弱”。既然黑天鵝事件無法避免，那就想辦法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正如尼采的名言：“殺不死我的，只會讓我更堅強。”
01
當遭遇黑天鵝時，什麼人會先倒下？
第一組數據：
教育程度越低，收入影響越大。疫情期間，高中及以下學歷的人羣收入平均減少15%；碩博士學位的高學歷人羣收入平均減少2.9%；其中，名校畢業生的收入影響損失更小，985高校畢業生的收入損失爲1.6%，211高校畢業生的收入損失是3.8%。
第二組數據：
越是知識密集型行業，耐抗性越強，比如醫療、互聯網、政府等。當別人被離職、生意被關門的時候，這些企業的從業者中，有33%的人工資都是漲的。
第三組數據：
位置越好的城市/區縣，工資受損的比例越低，中心區域受損人羣大概是非中心區域的一半。
02
所謂的中產可能是受影響最大的人
2020年報告顯示，中國新中產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是在371萬左右的，平均負債爲112萬元，主要集中於房貸。
其實這個標準，在一二線城市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畢竟一套房可能就上千萬了，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很多中產可能真的就是隻有一套房，每月工資大部分用於還房貸，過着兜比臉還乾淨的日子。
我們知道疫情之後，全世界都開啓了“印鈔”大放水模式，2021年，拜登一上臺又是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這些錢會流向哪裏？
最簡單的判斷標準就是，哪裏漲價了，錢就去了哪裏。
2020年是基金大年，公募新基金髮行1330只，首募份額達到3.16萬億元，發行數量和首募份額均創下歷史最高；2020年四季度開始，大宗商品開始猛漲，2021年曾經疫情受挫的中小盤股復活、上游原材料暴漲……
漲得都是什麼，是金融資產。
爲什麼說受傷最重的是中產呢？
有錢人的資產配置會更多元，除了房產，還有信託、股票、基金、私募等金融資產，而這波資產正是本次上漲的主力；窮人本來也沒錢，也無所謂能損失多少；夾在中間的中產，尤其是隻有一套房的中產，正是本輪貨幣超發政策下，成了資產嚴重縮水的受害者。
03
疫情其實也嫌貧愛富
數據顯示，中國前1%的富豪的財富份額持續上升，而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同期50-90%的中間層財富份額下降了26%，後50%的人口（基本可以看作是農民羣體和城市貧民），他們收入從總收入的16%，下降到了6%。
這一現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更爲嚴重。
1978-2019年間，美國富人的財富不斷膨脹，頂部1%的富豪的財富佔比從21%上升到37%，前10%的富人財富佔比從63%上升到71%。
而中產階層的財富卻在縮水，到2008年，高於財富中位數的中產階級，財富佔比下滑到了22%，25年的時間，財富縮水近四成。
分位數後50%的窮人財富佔比則從3%直接下滑至零附近。
一場疫情讓社會財富的馬太效應愈加明顯。
這也是我們國家爲什麼提出“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共同富裕並不是像過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樣，劫富濟貧，而是會創造一些條件，想要富有還得靠我們自己。
04
如何提高我們的資產抗風險能力
我們的財富來源主要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我們通過付出勞動換來的“工資”；
另一部分是利息、股息、資產增值等帶來的“被動收入”，
一般來講，窮人一輩子都只有第一種收入，而富人更多是通過增加被動收入，來拉大與普通人的財富差距。
雖然我們不是富人，但是不妨礙我們學習富人資產配置的方式，就是要讓自己的資產更加多元化，不斷提升資產的抗脆弱性。
標準普爾家庭資產象限圖是最常見的資產配置方法，簡單又簡單的道理，先做好資產分配，然後再學習怎樣讓生錢的錢，和保值的錢都能發揮作用。
對於普通投資者，可以重點關注房產和基金，低風險基金（比如債券基金）也可以作爲養老金和教育金的規劃。
但是要記住，投資就有風險，富人配置金融資產也不是隨便買的，都有專業的私人財富管家幫着打理，我們自己賺錢也不容易，多學多問多看，認真對待每一分錢是對金錢起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