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麼是工作倫理？簡而言之，工作倫理本質上是一條戒律，它有兩個外顯的前提和兩個內隱的假定。第一個前提是：爲了維持生活並獲取快樂，每個人都必須做一些他人認同的有價值的事，並以之獲取回報。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纔有收穫”，獲取之前需要先給予。
2.第二個前提是：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是可恥的——道義上來說愚蠢又有害。因滿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爲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則休息就是不體面的。換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價值，是一種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動。
3.如同維爾納· 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廠系統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處複雜機器之中，如同沒有靈魂的小齒輪一樣工作的那部分。這場戰鬥是爲了對抗人身上那些無用的“部分”——興趣和雄心，它們不僅與生產力無關，還會干擾生產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倫理本質上是對自由的摒棄。
4.1806 年，一位佚名的針織品商人，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披着“工作倫理”外衣的道德說教對於其目標羣體的真正意義：我發現人們對於任何規律性的安排有着極度的厭惡……他們非常不滿意，因爲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隨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習慣的方式行事，下班之後還會遭受其他工人不懷好意的監視。這使得他們痛恨整個系統，我不得不將其打破。
5.……引入機械以及大規模組織的後果是使工人受制於麻木機械的管理程序。早先的一些生產過程允許工人們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個性，甚至實現一些天才概念，這給工匠們帶來了快樂……《伯明翰暴亂實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Roits of Birmingham，1799）的作者解釋說，工人蔘加暴動是因爲他們“被教導只行動，不思考。
6.哈蒙德夫婦（J. L. and Barbara Hammonds）尖銳地指出：……上層階級希望勞動者只具有奴隸的價值。工人應該是勤勉的、專注的，永遠不要考慮自己，只對主人忠誠，依附於主人，他們應該認識到自己在國家經濟中最適當的地位就是過去種植園經濟時代奴隸所處的地位。我們平時讚賞的人類美德，到了奴隸身上就成爲了罪惡。
7.作家、社會活動家蓋斯凱爾（P. Gaskell），或許是有史以來最慈悲、最熱心、最富同情心的窮人朋友。即使如此，他也認爲這些可憐的朋友“內在品質上與那些未開化的孩童沒什麼不同”[ 9]，他們需要更成熟的人來照看他們，爲他們的行爲負責。睿智的人達成共識：勞動者（無論當下的還是未來的）沒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們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樣，不能約束自己，無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說認識到什麼更符合自己的“長遠利益”。他們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類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見的未來，他們註定只能被動地接受社會的變遷，他們只能成爲當下如火如荼的理性變革的對象，而非主體。工作倫理是意義深遠的道德教育議程中的關鍵項目之一，它爲思想者和行動者設定的任務，構成了後來現代化的擁躉所謂的“文明化進程”之核心。
8.總而言之，他們願意什麼都不做，而不是去工作。所有這些病態的，不受控制的衝動，都是新興的工業必須抵禦、對抗並最終消滅的“傳統”的一部分。正如邁克爾· 羅斯（Michael Rose）總結的，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指出，工作倫理是對“這些普通工人的傳統主義”進行攻擊，他們“依據一種固化的物質需求想象做事，這導致他們傾向於懶散，放棄通過更努力、更長時間的工作來增加收入”。傳統主義“受到了詆譭”。
9.格特魯德· 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於貧窮的研究報告，她在報告中闡述：窮人和老鼠一樣，確實可以用這種方法消滅，或者至少把他們趕出人們的視線。需要做的只是下決心把他們當作老鼠對待，並接受“窮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決的麻煩”。
格特魯德· 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於貧窮的研究報告，她在報告中闡述：窮人和老鼠一樣，確實可以用這種方法消滅，或者至少把他們趕出人們的視線。需要做的只是下決心把他們當作老鼠對待，並接受“窮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決的麻煩”。
10.在“大量減少”窮人的過程中，工作倫理的貢獻是無價的。畢竟，工作倫理主張：無論生活多麼悲慘，只要它是由勞動報酬支撐的，就具有道德優越性。有了這樣的道德準則，滿懷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佈，社會向無收入者提供的援助應當符合“最小化原則”（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並認爲這個原則是向更人道的社會邁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賴救濟而非工資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質量，必須低於最貧窮、最悲慘的勞動者。人們希望，不工作的窮人越是生活墮落，越是深陷赤貧，那些有工作的、出賣勞動力換取最微薄工資的窮人的生活就越誘人，至少不至於無法忍受；這樣，工作倫理得到了支撐，勝利也觸手可及。
11.最後，濟貧法保護有工作（潛力）的窮人免受那些徹底無望的閒人的污染，用巨大的、堅不可摧的圍牆把那些麻煩圈住，旋即在內外之間又豎起一道效果不亞於有形圍牆的無形文化隔離牆。濟貧院壁壘之內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廠工人的奴役看起來就越像自由，他們遭遇的悲慘也越像一種幸運和福祉。
12.約翰· 斯圖爾特· 密爾不久後寫到，政治經濟學對人的情感和動機不感興趣，“除非是被認爲與財富慾望永恆對立的原則，即對工作的厭惡，以及‘滿足於當下’這種昂貴放縱的慾望。
13.他無暇顧及精神上的啓蒙或思想上的改造，不指望這些圓形監獄（panoptical institution）的囚徒愛上他們的工作（他認爲他們對工作無可救藥的厭惡理所當然），也懶得去謳歌工作的高尚道德意義。如果囚犯的行爲符合工作倫理的要求，與其說是道德的皈依，不如說是因爲沒有其他選擇，結果看似工作倫理的戒律被他們接受並融入了他們的良知。邊沁完全沒有把希望寄託在勞工美德的培養上，而是希望給他們最簡單的選擇，或者壓根不給他們選擇。在這些圓形監獄裏，無論是救濟院、勞教所還是工廠，“如果一個人不工作，那他就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喫變質發黴的麪包、喝淡然無味的水，沒有人會和他說話……這種激勵能恰到好處地促使他竭盡所能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