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后的友伯父，原来是生产队副队长，优秀共产党员，为人正直，喜欢抽点烟，不喝酒（滴酒不沾的那一种），如果把胡子蓄起来，不苟言笑的话，在我眼里他就特像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1
友伯父身材中等，平日里不苟言笑，表情严肃，走路一步一稳。他的爱人我们喊月清大妈，山外人，虽是聋哑，却极爱干净、整洁，人缘也好。那些年月山里人有土地，不饿肚子，山外闹饥荒，山外的姑娘都愿意嫁到山里，月清大妈就是其中一位。
友伯父与月清大妈共育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大女儿读五年级时因感染脑膜炎不幸去世，剩下子女个顶个的棒。
子女们上学，友伯父上工，他膝盖骨有点不好，雨天酸痛就睡觉。村里仁爹爹是队长，友伯父副队长，两人劳动时齐心协力，配合默契，领着社员把村南村北的田地整得平坦细腻，杂草全无。
插秧时节，友伯父领着社员去水库外的挂镇连城犁田打耙，放水施肥，薅草除虫，大家伙三五人一组，边劳动边说着笑着。
友伯父带头起秧，带头插秧，他身子正，手掐秧苗，一起一落，速度不快不慢，秧苗不偏不倚，秧距均匀，不用拉线就横平竖直。
别人跟在后面，嘻嘻哈哈的，技术水平立见分晓，友伯父看了只是笑，对个别偷奸耍滑的人，他偶尔一声呵斥，别人也就收敛。在众人的嬉笑声里，绿色的秧苗一天一个样。
双抢到了，友伯父挑着生活用具领着人直奔挂镇连城，他先站社屋前的田埂上看看哪亩稻子黄了，心里盘算着怎么动手割。
社屋周围没有井，社员们吃水都是在百米开外的血防河里挑回来，水不干净，混浊得很，用桶装着沉淀一下，再烧水做饭。
友伯父头戴草帽，肩披老布手巾，来来往往地穿梭在田与田之间，指挥着众人劳作。肩头的老布手巾白天可擦汗，晚上做澡巾，白花花的太阳晒得他皮肤黝黑，由于忙，几天就胡子拉碴的。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一天变三变。打好的稻子铺在场地上晾晒，还没干呢，轰隆隆几声闷雷，黑压压的乌云朝着头顶扑将过来，很快吞没火辣辣的太阳。
友伯父双手叉腰，站在高处大声呼喊田间人回来收稻，大家直起腰身往回走，也总有人磨磨蹭蹭的成为他批评对象，他的批评词像他的眼神一样凌厉。
这样的场景在这样的农忙季节会上演多次。
秋天的时候，队长带领大家上山砍柴，砍柴需要好刀。
友伯父砍柴是个好把手，刀磨得飞快，经他手的柴禾“咔！咔！咔！”齐刷刷摸底光，一铺铺，一摞摞，整齐有序，那些捆好的柴禾一捆一捆的，大小匀称，好看结实，绝不拖泥带水。
一天下来，大家对劳动成果做一番评比，友伯父不拖后腿。
砍完东山砍西山，等柴禾的叶子变黄稍微干枯，就担下山，坐船去水库卖给柴贩子，所得收入纳进集体财务部，用于日常开支。
只不过那时的庄稼种子不好，即使众人尽心尽力，收成还是负了众望。柴禾晒得再干，也改变不了社员们一日三餐的生活质量。
年底分红，每户人家所得收入差距不大，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友伯父坐在桌前，眉头舒展着，笑呵呵地，毕竟一年到头，大家餐桌上的油水比往日要重一些……
2
友伯父三个儿子，大儿子喜哥，高中毕业学了木工手艺，带着自己小弟在郑州做装修生意，他为人诚信，生意好，水库周边在郑州打工的人大都受过他照顾。
第二儿子阿权，小我一岁，平日里我们玩得最嗨。
有件事有趣。
记得阿权读高中时，学校离家有一二十里地，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回家，洗澡换衣服，星期日下午再返校。
有一年二月，山上兰草出奇的多，但家门口山上的柴禾被砍光，兰草极少，离家稍远的大山深处，却很容易找到。当时的市场价格也不错，白色兰草苔子一毛钱一支，紫色的五分钱一支。
权弟经不住我的撺掇，提着锄头一起上山，大半天时间每人挖了八十多棵，约有一百多支苔子。因为兰草苔子颜色不一样，价格也就不等，我们挖的白色与紫色数量差不了多少，按均等价格七分钱一支算，一百多支苔子每人可赚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啦，想想都幸福！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国家正式工的月工资才六七十，而我们半天就赚了他们一个礼拜的钱，怎不激动呢！
第二天清晨，阿权起早要去上学，临走前还对友伯父讲了又讲，千万别把账算错了。我们吃过饭和阿权一起出门，天才麻麻亮。
友伯父划着自己家的木盆（一种水上交通用具）向牯牛背坝埂出发，我们从那里往城里去，听说城关人都喜欢兰草的清香。
我们的兰草分装在两个蛇皮袋子里，我和友伯父一人一担挑着，一前一后走在通往城关的路上，为了省钱，我们没坐三轮车。
一路上，没人问。
走到挂镇，我们搭上一辆三轮车一路“突突突”突到城关，到城关司机师傅说九点了。
之前我很少出门，上街就更别提了，一下车，感觉眼前的一切好新鲜，人们穿着时尚，说话也好听，不像我们粗声粗气，来来往往的大都骑着漂亮的自行车。
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上打着补丁的球鞋，头也不敢擡。
友伯父叫我和他一样，拿出一棵兰草放在扁担头，样子还要好看一点的白苔子，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挑着担，沿着现在的和平路往前走，走到县政府广场，途中只有几个人问，却没买的意思。我心里就纳闷儿：不是说城里人喜欢兰草么？
在广场，我们找马路边歇着，友伯父打开袋子，露出兰草，看看有人问讯没，有几个人来了，看看，问问，嫌兰草的卖相不好，摇摇头又走了。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太阳渐渐爬上头顶，我感觉有点热。
大概午饭时，终于有几人看了较满意，友伯父卖了几支，在友伯父的关照下，我也卖了几支，拿了钱，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生怕跑了。
时间又一点一点的过去，问讯的人少得可怜。
友伯父说我们换个地方看看，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一边走，他还一边高声吆喝“卖兰草花哇，可有人要兰草花哇？”。我听着又滑稽又难过，自己无论如何是喊不出口。
挑上袋子我们沿着龙眠路折向东，在一个法院的门前，看见也有卖兰草的，乖乖，他的兰草真漂亮，叶子绿油油，苔子粗壮壮，一看就是培育出来的，但样子确实不错。
那个年轻的老板看见我们，吹了一声口哨“嘘，哎！山里佬，兰草卖完啦？”友伯父轻声对我说：“那是小痞子，别与他讲话。”我一听，吓得眼都不敢朝他看，在家听别人谈白，经常说到城关痞子多，兜里还有小攮子（匕首），喜欢惹事生非。
见我们不吱声，他又说了一句“山里佬，不嗨屌！”
走到安合路口，有人看见，我们陆陆续续地又卖了几支，这时太阳已过头顶，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响。
继续走吧。
在县棉布厂，有人看见我们，说：进来进来，我们看看你的兰草好不好。
棉布厂女工不少，一下子叽叽喳喳围了过来，我们打开袋子，任她们挑选，好说歹说，以每支六毛钱的价格随意挑。
不少女工嘻嘻哈哈地提着兰草走了，收拾好离开她们的时候，每人袋子里大概还留有三四十棵。
太阳开始西斜。
“回去吧，看来卖不掉了。”友伯父一脸的无奈。在车站，我们搭上一辆开往范岗的三轮车，车费五毛。在范岗车站，一人吃了一碗馄饨，两个包子，感觉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食物。
太阳斜的很了，很幸运，我们搭上一辆开往青草的拖拉机，在挂镇方翔理发店下了车，友伯父要理发。
顺带着我也理了，方师傅没有收费，他要了我们剩下的兰草……
夕阳西下，我和友伯父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把今天的收获捋了一遍，兰草卖了五块多钱，除去车费和吃饭花了一块七，总计收入不到四块钱。
暮霭四合，我听见友伯父一个人喃喃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明天我捶死那个小兔崽子！”
友伯父脸上没有笑容，吓得我一路无语……
3
我老家的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建的，八十年代末翻新过，到现在已破旧不堪，屋顶有好多地方木头开始断裂，险象环生，父亲用树木在底下苦苦支撑着。
2019年，拆旧建新终于提上日程。
经友伯父和几个孩子们的同意，我把父亲暂时安定在他老屋居住一段时间，待新房建好就搬，友伯父和孩子们在城里住，老房子不用一直空闲着在。
由于新冠疫情，建房工程停停走走，速度较慢。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友伯父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开始接受治疗。
那段时间，公司里较忙，我常常出差去外地，很少顾及到建房的事。
有次出差回来，我趁休息时间回了一趟老家，顺便把堂兄喜哥的木门翻新一遍。
那天友伯父、喜哥嫂、权弟夫妇都在家，友伯父看上去精神不错，在休息的间或，我们一起聊过往，聊村里的人们，聊那些熟悉的趣事。
一个个熟悉的人在我们的话语里活灵活现：保仓舅爹、基田小爹、芳起伯伯、仁爹爹仁奶奶、淑云婶、还有我妈、我大伯、大妈等等等等。
权弟在一旁玩手机，时不时也冒个泡。
那天友伯父笑容满面，神采奕奕，说到高兴处还喜欢做好多手势。父亲看见走过来，他耳朵不灵光，总是和我们搭错车，引得友伯父呵呵直笑，看他开心的样子，我们也乐了。
2020年六一，我在芜湖出差，正忙着，忽然接到权弟兄弟茂弟的电话：“年哥，什么时候回来？抓紧时间回来把二叔搬你新屋吧，我爸病得厉害了，医生说这几天很危险，医院都不让住了。”
我一听，心一沉，急匆匆往回赶，路上与承包建房的兵弟联系，准备回家搬新屋。
六一傍晚，车到枞阳地界，茂弟又来电话“年哥，你赶紧叫人帮忙把二叔搬回去吧，我爸快不行了！我们正在回家路上！”
我滴天！我赶紧又给建房的兵弟去电话，叫他爸妈去给我父亲帮忙搬东西，时间越来越紧了！
原本七点可以到桐城的，八点就能到家，谁知“欲速则不达”，车出高速路口，爆胎了！
最近的一家修理铺没人在！备胎又因为故障换不了！茂弟带着他爸离家越来越近，按风俗，房屋主家老人办事，租住人必须搬离，咋办？咋办！
堂兄打来电话，让我们打的回去，车上人都去，帮忙搬家！
关键的时候，大街上没有一辆出租车，赶紧滴滴打车吧。
七弯八转，终于回来了，父亲已经搬离友伯父老屋。
我到他家时，友伯父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气息奄奄。我俯身喊，他一动不动，权弟在旁边说，人已经进入游离状态，可能听到，但回复不了。
夜已深，十点半了，工友们还没吃饭，都在等着我，我与权弟他们告别，准备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看望。
车子还没到城关，家族群里蹦出一条消息：友伯父，走了……
我的鼻子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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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权弟家的丫头上大学，我们去喝喜酒，可惜酒桌上友伯父不在。不知不觉间，那个像安南一样的友伯父，去世一年多了，要不然与权弟喝酒的时候，他也在，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