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改革開放以來，數億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然後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繞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那就是身份的焦慮。在現代社會里，我們總愛拿自己的成就與被我們認爲是同一層面的人相比較，身份的焦慮就因此產生了。作爲被迫“內卷”的一代，我們總是時不時的爲自己的身份感到焦慮。當然，我也不例外。一次偶然的機會看見了《身份的焦慮》這本書，一下子感覺看到了救命稻草，立馬下單拜讀。
前言：所謂身份，指的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而身份的焦慮，就是我們對於自己社會地位的擔憂。在這本《身份的焦慮》中，德波頓對於現代人的身份焦慮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剖析，並梳理了產生身份焦慮的五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渴求身份。人們爲獲取錢財、名譽、影響力而追求顯耀的身份，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爲了獲取“愛”。這種愛不同於從父母、愛人那裏得到的愛，這種愛本質上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尊重，以及對其存在的關注。他人的愛對我們如此重要，相比於貧窮帶來的物質上的不滿足，我們更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匱乏，他人對我們的漠視，我們會因此感到憤怒和絕望。這是因爲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於周圍人的評價。
第二個原因是勢利傾向。所謂勢利指的是帶有過分社會和文化偏見，其最明顯的特徵其實並非是簡單的社會歧視，而是在社會地位和人的價值之間完全畫上等號。所以，哪怕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那爲什麼會產生勢利呢？因爲我們害怕，因爲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纔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單憑個體的力量很難掙脫勢利的桎梏，因爲勢利的病徵是羣體性的。年輕一代開始也許會對勢利反感，但這還不足以將人類從勢利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爲這很可能使他們渴望博得那些輕看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好感，因而也變得勢利起來
第三個原因是過度期望。物質的進步使得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人們開始渴求身份地位的平等。報刊和社會輿論讓人們相信，人人都有機會攀上社會金字塔的塔尖，有機會成爲實業家、大法官、科學家，甚至是總統。這種無限機遇的論調在一開始就給人一種盲目的樂觀，對底層的年輕人更甚。人人對自我的過度期望更加導致了身份的焦慮。當然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開始了嫉妒別人，我們開始嫉妒他人的成功或者富足的生活。當然，我們不會嫉妒每一個比我們優越的人，我們只會嫉妒和我們處於同一個層次的人，即我們自認爲的比照羣體。世界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比我們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這點，富人也不例外。
第四個原因是精英崇拜。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對貧窮的理解發生了幾次轉變。受《聖經》的影響，社會一開始普遍認爲窮人比富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大，窮人的慷慨使得他們成爲第一批進入天國的人。富人們腐朽墮落，原始財富的積累都是帶有罪惡性的，財富都來源於對窮人的掠奪。後來，隨着生產力的提升，社會物質的極大改善，人們對貧窮的認識發生了新的變化。人們開始認爲，社會貢獻的衡量標準是對社會價值的創造，窮人是依託於富人的救助才能生活，富人才是是對社會有用的人。窮人是墮落的，他們貧窮的原因是因爲他們不思上進。隨着精英制度的興起，人們普遍認爲身份同德行相關，一個沒有傑出能力的人不可能具備良好的聲望，財富有了良好的秉性象徵: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優秀。
第五個原因是制約因素。身份地位地不易取得是產生身份焦慮的一個原因。而身份地位受變幻無常的才能、運氣、僱主、僱主盈利原則、全球經濟發展規律的制約。變幻無常的才能指的是我們很難對成功所需的能力進行把握。運氣因素指的是：一方面，我們的成功確實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個以理性控制爲主要特徵的世界裏，用“壞運氣”對失敗辯解並不可信。僱主因素指的是在僱傭關係中對成績評估的偶然性，決定最終的成功者往往是精通權術的人。僱主盈利原則指的是企業出於盈利目的，必須快速更新技術，提升生產率，從而降低對工人數量的需求，同時提高對工人技能的需求。因此，每個人的職業生涯都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發展規律因素指的是現實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引發了社會的恐慌。現代社會的這種身份的不穩定性，根植於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發展邏輯之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的現代人的不安全感，也是無解的。這些都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和不易掌控性，從而造成了人們身份焦慮的另一因素。
針對上述產生焦慮的原因，書中也給了五個相應的解決辦法，分別是：哲學、藝術、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亞。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這五個方法，而是一個關於自尊的觀點。作者指出，人生在世，我們的自尊完全受制於時時督策我們的理想以及我們爲理想所付諸的行動，取決於我們實際的現狀同我們對自身期待之間的比率。用公式表達就是：即自尊=實際的成就／對自己的期待。自尊公式清楚地表明：提升自尊的兩種方法，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二是降低自己的期望。後一種方法與先前談到的重視他人的看法其實是有聯繫的，降低期望不只是對自己獲得成功的期望有所降低，儘量用平和的心態對待，還需要不受他人對自己過分期待帶來的負面影響。當讀到這時，我感覺到了當頭一擊的感覺，這是一條十分現實卻又很殘酷的公式。當我們追求理想或爲理想付諸行動時，會處於一種期望的願想中，這是正常的，但我們同樣無法預知結果，正如老話說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就是自尊公式的通俗表現。按照人性特點來說，人們對自己的期望永遠要高於實際的成就，社會也從來都不鼓勵人們降低自己的期望。所以，由此得出的比率——自尊，永遠達處於低值，而現實與期待的落差帶來的羞辱感只增不減。人們永遠不能安於現狀，永遠有尚未企及的夢想。
基於上述對文章的梳理，我們明白爲什麼現代人的焦慮感爲什麼比以往都嚴重？這主要是由於兩方面原因導致的。一方面是古代等級制度森嚴，普通人只能安守天命，不會去考慮有朝一日出人頭地的問題，而現代人從報紙雜誌上獲得了太多一夜暴富的勵志故事，內心渴求同樣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古代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體系都在竭力宣揚“食肉者鄙”，“勞動最光榮”的價值觀。但隨着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的出現，新的價值觀體系出現了。亞當斯密和休謨，曼德維爾都在竭力建設新的價值觀體系，即富人和資本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最大；身份同德行相關；貧窮可恥，窮人窮是因爲他們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痛苦，但在精英崇拜的社會里，貧窮又成爲了一種恥辱。在這種新的價值觀體系下，窮人的最後一點尊嚴和遮羞布被無情地剝奪了。在剝奪窮人的自尊之後，物質社會又給了底層社會一種貌似觸手可及的通向成功之路的可能性。但從現實層面來說，即使是今天，我們攀上社會頂層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我們很難獲得能與比爾·蓋茨一較高下的成功，就如同一個17世紀的人想獲得路易十四那樣的權力是癡人說夢一樣。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的人們會認爲這一切只要肯努力，便可以在未來實現。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答案回答這個問題：爲什麼今天人們的身份焦慮，主要集中在對財富的焦慮上？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曆史中，“有錢”並不總是意味着“有身份”。在不同的歷史和文明中，受尊崇的標準各不相同。在過去，富人們雖然有錢，名聲卻不怎麼樣。人們曾普遍認爲：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們儘管貧窮，卻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理應得到尊重。而富人的財富是靠掠奪窮人得來的，因此他們腐朽墮落，惡貫滿盈。但從從18世紀開始，社會思潮發生了轉變，出現了三種新的說法，並在20世紀的時候成爲了商業社會的主流觀念。第一，是富人、而不是窮人，纔是真正對社會有用的人；第二，有錢人之所以能有錢，不是因爲他們貪婪或無恥，而是因爲他們優秀、能幹；第三，窮人是競爭中的失敗者，他們之所以窮，是因爲他們蠢、沒有能力。每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資本家統治的商業社會，站在資本家立場上的新觀念，顛倒了長期以來人們對於窮人和富人的態度，並讓所有人都陷入了對於財富的渴望和焦慮中。
結語：對於我們來說，其實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身份焦慮，爲了自我認同，爲了他人肯定，爲了獲得某種身份或成就，許許多多的原因都會滋生焦慮。但只要我們明白，身份的焦慮源自何處，找到合適的策略，總能找到一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