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美自由國際主義的發展和國際秩序變革與調整
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大變局”，具有豐富的內涵，涉及格局之變、制度之變、技術之變、觀念之變等多個層面。其中最爲深刻的變化，大概就是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有關的國際體系變遷以及相應的國際秩序變革。國際秩序的走向再次成爲一個熱點議題。然而，現有國際秩序或所謂“戰後國際秩序”，其基本性質與主要特徵是什麼？它真的是一種“自由國際秩序”嗎？爲何需要變革？國際秩序變革的意義與方向是什麼？
按照西方學術界的流行觀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英美等“自由主義國家”崛起的產物，發端於19世紀，成型於20世紀下半葉。英國在19世紀率先推動貿易開放、海上航行自由等自由主義國際制度。一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二戰期間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大西洋憲章》都集中表達了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觀念。二戰結束後，主要戰勝國制定了《聯合國憲章》，試圖建立一個以大國合作爲基礎的國際秩序，並建立了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爲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但冷戰的爆發導致了世界分裂，“自由國際秩序”實際上成爲美國領導下的西方秩序。非西方世界主要參與的是聯合國體制(中國甚至一度被排除在外)。在1970年代東西方緩和的背景下，這種西方秩序得以逐步向全球擴展，並在冷戰結束之後與聯合國體制一道構成了全球秩序的主要內容。
自由國際主義改造國際秩序的基本思路就是主張建立國際制度、限制軍備、推動自由貿易、促進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權。其改革方案主要包含三種途徑：一是適用於跨國層面的商業自由主義(貿易和平論)，主張推動跨國自由貿易，其核心假設是國家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可以減少使用武力的動機；其二是適用於國家層面的共和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主張在全球擴展民主，認爲國內政治民主化有助於實現國際和平；其三是制度自由主義(制度和平論) ，認爲國際制度與規範有助於緩解國際無政府體系所蘊含的衝突和安全困境。
這背後的哲學基礎和理論信條卻頗爲龐雜：一是信奉理性主義和歷史進步論，認爲人類能夠通過自己的理性不斷改變世界，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具有樂觀主義精神；二是強調“規則”“制度”與“法治”，具有制度主義和法理主義傾向；三是主張“開放”與“合作”，反對孤立自處，因此具有“國際主義”特徵；四是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強調個人價值，反對國家中心主義，具有普遍主義和道德主義特徵以及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五是倡導“共同利益”與“集體安全”，具有多邊主義特徵。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影響與制約美國外交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希望對國際秩序進行局部調整：美國國內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斷對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進行反思；現實主義政治力量要求在對外戰略中奉行戰略審慎；以民粹主義爲極端表現形式的民族主義希望對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做出顛覆性調整。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張，其核心是“美國將再次領導”，與特朗普政府的“退羣”行爲可謂針鋒相對。這些“糾偏”措施包括重新加入一些國際組織或協議、重拾聯盟外交傳統，聚焦規則與秩序，搭建美外交“多邊體系”。
但是，是否可認爲拜登政府已經迴歸二戰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或者說，拜登政府的行爲是否可以套用美國的大戰略理論？或者正如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則指出，在當下無極或者無序的世界體系中，“大戰略”的線性思維對美國來說已經不合時宜。美已逐漸放棄對身份認同的追求，放棄大戰略的幻想，而採取各種具有戰術和策略調整的性質的對外政策，用菜單式方式來維持自身霸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