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0】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
【43.11】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43.12】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週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43.13】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慾於將萌否？”
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本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