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家從這個標題上一看呢，就知道，我是一個俗人，我很看重錢。但是我很爲自己這個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因爲我有一個偏見，就是改變這個世界的，往往是一個比較俗的道理。
這個俗道理有一個名字，叫作“正增長秩序”。我認爲它是我們人類進入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動力。一句話，正增長秩序讓現代社會得以誕生。
從公元前1000年到現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裏，人均GDP只是一條水平線，直到1750年開始陡然上漲，然後我們現在在右上角。
所以很多人講歷史，那麼多內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我從一個俗人的角度來看歷史，我會問一下咱們的老百姓能不能喫飽飯，咱們會不會覺得明天會比今天好。從這個角度看，一千年以來真正值得解釋的歷史事件只有一個，就是爲什麼1750年之後，咱們突然變成那個樣子。
這個歷史事件在今天被我們統稱爲現代化或者現代社會的誕生。由於這個問題過分重要，所以討論現代社會爲什麼誕生，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這就引發了很多解釋。
比如，很多朋友可能比較願意接受制度主義的解釋，尤其是英美特殊論的制度主義。以我非常尊重的麥克法蘭教授作品爲例，他寫了一本《現代世界的誕生》。
他就講，現代世界是我英國人搞出來的，我給你詳細解釋一下。我們從13世紀開始就有了個人主義，然後有大憲章，有共和民主，然後有自由市場，然後有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這些都是我們英國人搞出來的。我這本書呢，就完完整整地把這個歷史展示給你們看，你們學吧。
我非常尊重麥克法蘭教授，他這本書也非常好，但是他的問題在哪兒呢？他把時間的先後關係展示出來了，但這不是因果關係。斯賓格勒講得好，秒針這一秒指向59，下一秒指向60，59就是60的原因嗎？同樣的道理，英國人幹了啥啥啥，現代世界在他那兒誕生了，他乾的所有事就都是現代世界誕生的原因嗎？
我把這種思路打一個比方：麥克法蘭先生給我們完整地展示了一個雞蛋是怎麼變成雞的，但是我們不是雞呀，我們是鴨。一個雞蛋變成雞的學問，怎麼才能對鴨有幫助？
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歷史上德國人問過，俄國人問過，日本人也問過，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在問。一個非英語民族如何從英語民族的現代化的歷程中得到幫助，是不是他們做的這一系列的歷史順序就完全是對的，就完全得照抄？這是一個百年尺度的大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爲首先應該明確歷史的因果聯繫。不能用簡單的時間先後來判斷因果。我在這裏採取了一個圖靈獎得主Judea Pearl的理論。他有一本書，中文翻譯成《爲什麼》。他說，確定歷史因果聯繫的真正方法是counterfactual，反事實。
法國阿爾薩斯大區過去的首府，那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因爲我們小學的時候都學過一篇課文叫《最後一課》，這篇課文講的就是阿爾薩斯。這個地方本來是法國的，後來被德軍佔據了之後，不能在這裏繼續教法語課了。老師很悲憤寫下法蘭西萬歲，這是最後一課的內容。
從這個課文的內容，你可以知道阿爾薩斯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當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近代幾次戰爭中，從普法戰爭到一戰二戰，這個地方的歸屬權是反覆變化。但是我去了之後就發現，哎，這個小城極其古老，保存很完整，六七百年的老房子，五六百年的老房子隨處可見。它那個市政廳1400年左右，商人行會1300年左右，都很完好。我們用airbnb住在那個法國老太太家裏面，她對於這個小城，這一家傳了幾百年，那個房子以前是誰誰誰的，如數家珍。我很奇怪，我就問她，你這個地方不是歷史上打過很很多次仗嗎？她說是啊，我說那爲什麼保存的這麼完好呢？老房子保存得這麼好，幾代人也傳承得這麼好。
老太太說：“啊，你問了一個好問題。”朋友們，如果跟歐美人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當他說你問了一個好問題，他的意思不是說你問了一個好問題，他的意思是你問了一個蠢問題啊，我一時不知如何回覆是好。
然後她想了一會，她就說，大概是因爲我們也不笨，他們也不笨。她這裏說的他們指的是軍隊。她說只要軍隊一過來，我們就給他交錢，交完了錢之後他拿這筆錢去買裝備、買槍炮，然後招人，他繼續打他的仗，然後就繼續掙錢，他爲啥非得殺人？爲啥非得把房子燒掉呢？
我當時聽到這種話的時候是很震撼的，因爲這完全不符合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經驗。但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肯定是沒有錯的。我隨便引用了一段古詩詞。這記載的是滿清入關，揚州十日的故事。它是這麼寫的：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鞘，紅顏隨走。這樣的記載在史書中隨處可見。所以咱們中國人高度憎惡戰爭，高度偏好穩定和統一，這個歷史經驗肯定沒有錯，因爲戰爭太慘痛了。
但是問題在於人家的歷史經驗也是沒錯。如果你熟悉歐洲的話，你去得多就知道，科爾馬不是一個個例。那邊很多這樣的小城鎮，幾百上千，保存都非常完好。這就讓我很感慨。
咱們看到有些地方歷史比較殘酷，不光中國，西方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殘酷的故事，軍隊佔領了之後，要把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屠殺殆盡，爲什麼呢？因爲這個地方的制度演化會把人當士兵來使用。所以軍隊一看老百姓將來會變成我的敵人，我肯定要屠城，我要最大程度降低反抗。
還有一種模型，它的軍隊就可以把人當作稅源。那這個底層算法就不一樣。在這種模型之下，法國老太太說的拿錢買命的邏輯就可能成立。
當然，客觀中立地看，不能說這兩個模型誰好誰壞。因爲咱們這個模型能夠把大量的人動員起來，我們就確實有可能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扛下去，這是這個文明經久不衰的重大原因之一，而那邊有可能就是哎呀緊要關頭該投降投降，但是投降完了我被統治者同化了，可能最後也就消亡了。
所以橫向對比不好說誰優誰劣。但是如果我們給它加上一個時間變量，拉長到一個長階段裏，我們會發現什麼呢？就是把人看作稅源的那個文明，它可以讓文明的財富積累下來。到最後關頭，他把我的錢搶了，但是他不殺我，那麼我這個人的知識經驗積累基礎就可以留下來，錢沒了我再去賺，但是我的這種本事替代不了。
那麼，經過長期的演化，這個文明就可以把慢慢發展出來的各種知識經驗技術保留下來。長此以往，幾百年演化之後，就會有巨大的區別。
你可能會說一個科爾瑪老太太的故事怎麼就能推出這個邏輯？我說這不是我推導出來的，這是有數據的。
比如說英國從1270年開始，人均GDP就一直開始增長了。荷蘭從1300年開始，一直增長。所以說兩種不同文明的演化邏輯在歷史中是真實存在的。而我把他們進一步的總結爲兩種秩序，一種叫作零增長秩序，一種叫作正增長秩序。
這兩個秩序有什麼不同呢？你仔細想一下，在一個人均財富增長率爲0的社會里面，最重要的財富是什麼？是土地。因爲在這個社會里錢是不一定有用的，你要喫啥穿啥，用啥都要從土地中來。所以金銀財寶，都不如積攢土地。
那你積蓄土地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呢？是暴力。你想，假如你是個古代農民，你有10畝地，你靠你種地所得的收入再買10畝地，你幹到猴年馬月。但是你要是敢於冒險，你去加入朱元璋大哥，你去加入宋江大哥，你就可能很快再搶到10畝地。當然我要澄清，這個不是隻適用於中國古代社會。全世界絕大多數古代社會都是這個樣子，普遍暴力，普遍貧窮，普遍互相傷害。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模型中的一個數字哪怕只轉變一點，哪怕從0變成0.1，這個邏輯就會發生根本的轉變，爲什麼呢？因爲只要人均增長率變正，明年你就大概率會比今年過得更好。所以首先，你的命值錢了，暴力對你的吸引力就會馬上下來。其次，如果長時間的社會經濟增長是可能的，那麼就一定意味着有東西比土地更值錢。因爲土地的產出是受到技術水平限制的。你沒有袁隆平，不可能種那麼多糧食，糧食產量天花板很低的。這個時候土地就可能沒有現金值錢。這個時候，你就有動力去投資其他產業。你覺得那個年輕人雖然沒有錢，但是他有技術，或者他懂得怎麼做生意，或者他懂得航海，我可以跟他投資、跟他合夥，讓他把他的創新才能發揮出來，這樣這個社會就取得了一點一滴的進步，這就是我們說的“正增長秩序”。而現代社會中的很多制度，很多經驗，其實是在正增長秩序中一點一點這麼積累出來的。
有朋友可能要問了，這個從0到0.1的改變是怎麼發生的呢？古代技術水平不是支持不了普遍正增長嗎？的確如此。那麼這就跟我這本書的主題，也就是商貿有關了。就是因爲古代長途貿易有可能在小範圍內創造正增長。
爲什麼呢？因爲在古代，商人掙的錢是買命錢。我把西班牙的銀子運到開羅，我一路風霜雨雪、海盜、水土不服、疾病，我賣的錢必須讓我值得再冒風險搞一次長途貿易，否則這個活我就不幹了。這樣，長途貿易其實就可以創造額外利潤。而如果我掙到額外的錢，我把這個在某個港口花出去，它就能創造正增長。
2.正增長如何發明了“權利”？
正是因爲有這個正增長，我們才能看到許多現代制度和現代理念的誕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權利。
權利是什麼呢？就是你有一些天生的東西，是暴力不能隨意侵犯的。但是我們有很多朋友覺得，權利就是一個觀念。它是從人的觀念中來的，有文藝復興，有啓蒙運動，然後知識分子開一場會，起草一個文件叫人權宣言，權利就這麼誕生了。
很多知識分子朋友都這麼想，包括我以前也這麼想。但我後來是被一句話改變了這個觀點。這句話來自於溫鐵軍教授，他在當年的一次講座裏面，他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他說跟中國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個很貴的制度。
我當時一下子就被點醒了，確實是這樣，我當時正好在德國生活，我有個朋友是在德國做律師，他一個小時的諮詢費是200歐。我就突然領悟到，其實我要保護我的權利，方方面面都要錢呀。我要有律師，有法官，有大學，還有各種專業銀行，我們有那麼多精英來圍繞保護權利服務。這些人是不事生產的，所以我要給他們錢。
如果沒有錢，最優秀的人不會爲保護我的權利服務。他們可能會轉而服務於歷史上的暴力集團，那這就沒法保護權利了。
所以，真正的權利是買出來的，而且是商人們一點一滴買出來的。
本質就是我商人跟附近的封建領主籤一份合同。在這份合同裏，商業城市付出了一筆錢，比如這份合同是每年30磅黃金。那麼它買來了什麼呢？
一、治安穩定，就是你領主要在這弄一個警察局，保護我們的治安，因爲玩暴力是專業的。所以就是說安全這個東西在歷史上曾經是奢侈品，不是咱們今天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用擔心被搶劫。中世紀的時候，你不付錢，警察就不幹活。
二、欠債還錢，這在古代也不是一個基本的準則。領主的七大姑八大姨借了你的錢，然後跟領主打招呼，他就不還了，不能這樣。
三、免人頭稅，這個簡單，因爲都包在30磅黃金裏了。
四、通行自由，我已經一次給你交足了，不要再分開給我收各種過路費。
五、司法公正，其實意思是按照商業規則辦事。爲啥呢？因爲商業社會的法律規則是比較複雜的。農業社會誰搶的誰家的地，這個判斷起來很簡單。但是你跟人合夥，你們倆之間誰付出的比較多，最後分紅應該怎麼搞，股份應該怎麼搞，這都是商業社會需要明晰的，中世紀就已經有了很多司法實踐。
所以說，憲章的本質就是一份購買權利的合同。
咱們今天現代人都覺得這些權利像空氣和水一樣自然，但是當年這都是奢侈品。這都是商人們一點一滴買出來的。這就是我這個故事版本關注的核心。很多朋友，尤其是知識分子朋友，接觸的理念比較多，民主、自由、共和，這些纔是現代社會。我不否認這些東西很重要，但是我認爲還是需要有一個動力機制，才能給這些概念注入活力。而這個動力機制，就是正增長，就是賺錢。你能不能讓大家持續賺錢纔是最重要的。
這就會挑戰之前的故事版本。比如喜歡講英美特殊論的朋友，總是會追溯到大憲章。說英國人13世紀就有了民主共和。但是咱們仔細看一看，籤大憲章的那個國王，在英國人民看來就是個昏君。爲什麼？
因爲大憲章的本質是他對封建貴族讓步，封建貴族把他的權利給制衡了，但是封建貴族他們的權力來源也是暴力，他們制約完國王之後，在自己的領地上同樣是魚肉百姓不幹好事，這有啥進步性可言呢？
注意，我不是說制衡權力不重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這很重要。但如果只有權力制衡，它並不一定帶來進步。只有制衡權力爲商人們創造了條件，然後讓商人和國王之間有一個分工啊，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個社會才取得進步。
爲什麼說商人和國王之間能實現專業分工呢？因爲客觀講，人類社會不可能沒有暴力。總會有人要搶劫，要殺人放火，要進攻別人，暴力不可能杜絕。如果暴力集團的代表，也就是國王，他能講信用，那商人借錢給他壯大國防力量，就能保障治安，捍衛法律，商業也可以更好地發展。所以正增長社會，制約暴力的最高境界不是取消暴力，而是讓暴力物盡其用，給咱們提供安全。
但是，如果你用錯誤的方法制約暴力，反而可能縱容了暴力。這就是大憲章的問題。
這其實關係到一個非常深刻的政治理論問題。咱們仔細想一想，民主制度它是在零增長社會中誕生的，還是在正增長社會中誕生了的？它到底是制約暴力的，還是縱容暴力的？
它是在兩個社會中都誕生的。古代軍事國家也有民主。也就是說它既有可能促進正增長，也有可能抑制正增長。它既有可能制約暴力，也有可能縱容暴力。
其實咱們去年剛目睹了這個現象。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這不是民衆自發的嗎？但這不是徹徹底底的暴力嗎？如果我們明白了上面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
民主制完全可能演化成對暴力的縱容。如果它不能服務於商人和暴力集團，也就是國王的分工，那它就可能帶來很糟糕的後果。
3.正增長如何推動現代國家誕生？
這其實在歷史上是有教訓的，尤其是剛誕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都知道荷蘭資產階級革命比英國爆發得還早，但我們的課本都語焉不詳。爲啥呢？因爲它不夠成功。
荷蘭共和國建國後的憲法其實是有問題的。當時荷蘭有七個省，每個省各自有自己的議會，七個省之上還有一個共和國的大議會。當時荷蘭憲法規定，大議會的決定通過之後，必須在各自省再通過一遍。這其實是商人想限制國家的權力，防止暴力集團擴張。但這個效率太低了。你想一下，你開一個大會，然後每個省還再開一遍，這一年半就過去了，中間啥事都討論不了。荷蘭號稱“海上馬車伕”，但是被這個制度搞的幾十年沒添一條軍艦，因爲各省議會不給通過。
威廉三世成爲英國國王之後，着力解決的，就是商人和暴力集團之間的互信問題。我們都知道光榮革命之後簽訂了《權利法案》。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其實憲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讓國王的權力受到制約，從而讓商人覺得國王可以有信用，不會賴賬不還。國王不會賴賬不還，商人就敢把錢借給政府，讓政府去打仗。這在歷史上叫作英格蘭金融革命。
英格蘭金融革命對大英帝國的崛起非常關鍵。19世紀被歷史學家稱爲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這次是兩個大殖民帝國在全球範圍內搞的權力博弈大戰，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到七年戰爭到印度殖民戰爭，到北美獨立戰爭，最後到法國大革命，英國勝出，法國失敗。爲什麼？就是因爲金融革命讓英國政府信用非常好，每一次打仗的時候，別人都以爲它撐不下去了，誰想到英國政府總能發行國債，再籌一筆錢，繼續打仗，這纔打出了大英帝國。
4.正增長如何推動工業革命？
英格蘭金融革命也跟我們開篇要回答的問題有關。1750年之後人類爲什麼步入了快車道，也是因爲正增長，因爲有錢。而且這個有錢不是一小撮人有錢，是一大批人有錢。
人類歷史上蒸汽機被反覆發明過，這不是開玩笑。每一代發明者其實都過得不錯，他們把這些技術賣給國王，賣給宗教，他們個人活得很好。但是我們人類一次次錯過了這些愛迪生。
爲什麼？因爲古代社會是一個以暴力爲中心的社會，就算你有先進的技術，你的技術也只能爲暴力服務，成爲他們的附庸。
只有到正增長秩序真正約束了暴力，讓暴力服務於商人之後，我們才終於迎來了工業革命。這背後的根本道理，其實還是有錢。
在英國金融革命之後，倫敦工人成了世界上工資最高的一批勞動者。那麼英國的倫敦工人工資高就造成了兩個後果，第一，他把煤炭這種產品從一個to B產品變成一個to C產品。以前買煤炭的都是一些鍛造廠、冶煉廠，老百姓是燒不起煤的，只能燒木柴。但是，英國工人有錢之後，他們更愛用煤燒火取暖，因爲燒煤第一是效率更高，第二是更乾淨。
他們這樣一買煤呢，煤老闆就賺到了大錢，煤老闆賺了大錢，又覺得工人工資太高了，那我能不能有一種機器它又是燒煤的，又能替我幹活呢？
這就是第二個後果：蒸汽機的使用。其實1700年紐卡門發明蒸汽機的時候，這個機器很笨拙。它只能在煤礦裏面幹一件事就是抽水。
第一、鄭成功當然是一個民族英雄，但是我認爲他的意義遠不止一個民族英雄，因爲他在當時是一個視野、格局、認知框架都跟國際直接接軌的人，是一個傑出的大人物，如果他成功的話，我們可以拿他跟華盛頓相比。
第二、鄭家的崛起，本身又是明朝的悲劇。因爲儒家知識分子不懂海外貿易的重要性，所以這個責任只能由海盜承擔。如果大明政府知道貿易重要性，保護貿易、鼓勵貿易，如果鄭家的海軍經驗能夠完全爲大明所用，如果鄭家的利潤可以變成大明的歲入，歷史又將會發展向何處？這個道理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當然，咱們胡主席曾經講過，過去的落後不代表今天的落後，過去的輝煌也不代表今天的輝煌。時光荏苒，天旋地覆。今天的中國，又成爲了全球最大的商貿和製造業國家。
兩個國家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首先，中國是怎麼開啓改革開放進程，融入全球正增長的呢？這其實是被我們的喫飯問題倒逼出來的。
其實咱們這個國家直到80年代，黨中央決策層還是非常關心人民的糧食問題，這不是歷史課本上說的什麼小崗村幾個村民按下手印，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沒有那麼簡單。
80年代前中期的時候，因爲跟西方關係改善，我們進口了很多現代農業化的技術，包括化肥生產線、農業機械之類，然後糧食產量就有所增長。
當時決策層就產生了兩種意見。第一種說要解決農業問題，必須依賴於農業現代化，我們人多底子薄，必須依賴從海外進口先進技術，儘快解決喫飯問題，不要讓老百姓生活困難。
第二種意見則說，解決糧食問題，根本上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否則一旦西方對我們卡脖子，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這兩種意見爭執不下。最後是一個叫王健的年輕人在1987年寫了一篇文章，給出了一個思路。
他說農業現代化這個問題你得顛倒過來思考。仔細想一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之後，就意味着生產糧食不需要這麼多農民了，他們去哪兒呢？你如果不給他們安置好，他們不是成爲新的不穩定因素了嗎？所以王健說，你一旦倒過來思考，就會發現出路只有一個：我們學習東南亞四小龍，搞兩頭在外的對外加工貿易模式，利用咱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把大量的農民送到珠三角、長三角的沿海城市，吸引臺資、外資在當地設廠，讓他們在當地打工，進而慢慢融入城市，這樣可以一起解決四個問題。
第一、農業機械化之後農民的就業問題。
第二、通過加工生產賺到外匯，可以進口先進的機械、化肥技術，反過來解決喫飯問題。
第三、如果沒有跟西方的商業利益，只進口糧食技術，按照西方人對我們的偏見，他會覺得你可能在打造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你跟他們做生意之後，他們覺得，我們是有共同利益的，我也不能隨便打你，因爲我在你這裏有大量的商業機會。
第四、當時我們政府想發展工業，但是我們的知識太落後了，制定不出來好的產業政策。這樣搞三來一補對外加工，我們政府只需要調控一個宏觀指標，就是土地。你把土地批給港臺商人，他們自己會根據這個地方的優勢來選擇開什麼廠，這就等於自動運用了林毅夫先生說的比較優勢。所以這是一箭四雕。
這篇文章作爲內參遞上去之後，得到了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的批示，對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分享這個故事的目的是想說明什麼呢？中國這個地方，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如果咱們這個地方陷入零增長的動亂，後果就太可怕了。所以爲了避免災難，中國必須義無反顧地擁抱正增長，這是最大的歷史動力。
而美國呢？在人類進入工業革命後的絕大多數時間裏，美國的確是全世界正增長最強的國家，但這一點在最近半個世紀發生了根本轉變。
爲什麼呢？這跟技術進步有關。我們前面講過，古代社會正增長的最大驅動力是商貿，但是進入工業革命後，正增長的最大驅動力就變成了製造。因爲在科技進步的條件下，製造業可以不斷有新的工作崗位，有新的生產鏈。新的汽車電視冰箱被髮明出來，新的企業湧現，就會有新的工作崗位。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開始的以信息化和自動化的科技革命，則是在縮短產業鏈的。機器人、計算機、自動化，它們縮短產業鏈的速度大於製造業創新延長產業鏈的速度，這就會帶來社會問題。
“正增長秩序”這麼一個簡單的俗道理，但人類已經走了三千年，至今還沒有走完。我相信當下的中美博弈不會是終點，而是又一次演出，就像威廉三世和鄭成功曾經的故事一樣。當然，演出永遠不會落幕，今天最後這個問題是開放的。當你覺得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的時候，也許你自己就可以成爲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