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从景泰到天顺，文官集团逐渐上位，武将集团最终淡出
@旧时汉月[原文]
@铁山青士（笑独行）[摘编]
其实，变乱并不是一无可取的，有时候大变乱之后往往能有大变局。而大变局又往往能生发出大时代、大人物。这样的变端有时甚至会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回望正统十四年的那个血色秋天，也许，这正是那石火光中孕育的刹那。
张居正和嘉隆万大改革于严嵩专权、嘉靖佞道之后，在南倭北虏、财政空乏之际杀出一条血路，造就了万历四十八年这最灿烂的回光返照。然而，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些，我们便能看见，正统十四年后的那一段波诡云谲的岁月，乃是历史上更早的一个关窍。
张居正的变革是将已至断头的道路重行接续；而正统之后则是凭空扭转歧路，将历史带上另一处轨道：朝堂上，文官集团的重心由皇帝移向内阁，武将（勋贵）集团被彻底排除在决策圈外。社会上，银本位最终确立，商业经济复苏，奢靡享乐之风开始兴起，文人也开始重新拾回唐宋以来抒写个人意志的习惯。思想上，士大夫开始走出明初恐怖压抑的阴影，不再甘心做依附帝王的奴才，而是敢于以一身相抗君权，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从景泰到天顺，万事孔棘，百废待兴，景帝面临的是土木之变后的烂摊子，英宗面临的则是夺门之变后的烂摊子。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局之后，正需要一个“有为”的帝王来平复政局。然而，不论是景帝还是复辟后的英宗，他们都没有父祖的雄才大略，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扭转政局，因此他们要的不是一个俯仰忠顺的秘书班子，而是一个能为自己出谋划策、摆平朝局的内阁。
所以，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内阁渐渐开始真正履行在政治上的使命，文官集团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景泰内阁中，实际的带头人陈循敢作敢当，颇有几分铁腕作风，在主战、迎驾、易储等事件上都能起到带头和拍板作用，不少明代后世内阁的仪制，亦都是在陈循手中奠定。
明末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三》言：阁中规制至陈芳洲始备，如奏定常朝与锦衣卫官对立御座旁，经筵立尚书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皆创自陈。使陈无易储、讼试二事，居然杰品。
只是因陈循自身操守不佳，且所为之事亦多是为皇帝的私心打算，因此相权对于皇权的独立性仍然不明显，更没有统帅百僚的威信。但比起正统年间暮气沉沉的三杨内阁，陈循亦已算是大有进益了。
而到了天顺年间，大学士李贤在帮助英宗清除了曹石逆党之后，阁权比起景泰年间，更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向上，李贤享有和英宗“造膝独对”的权力……他潜移默化地帮助英宗剪除权贵，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往往能对皇帝的决策作出重大影响。向下，他在内阁和各部院中亦能如鱼得水。当时的阁臣，彭时、吕原、陈文等人，都是谦恭谨训的博学鸿儒，虽然之间不免小有摩擦，但整体已算是相当和睦了。而对于六部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翱、兵部尚书马昂等，也都能示以结好。这样上下一心的决策班子在整个明朝都不多见。但李贤此人亦颇多心术手段，几次排挤掉可能入阁的名臣岳正、叶盛、钱溥等人。他如此外示修好，内行阴谋，手段何亚于后来的李东阳、杨廷和、夏言？推尊阁权，领袖群僚，他的所为甚至也为徐高张们的专权开了一个“好头”。
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武将（勋贵）集团的彻底终结。在天顺以前，我们可以在很多行政事务中看见这类人的身影：公侯伯和驸马们不但可以镇守边疆，领军出征，还可以参与某些专业事务，比如永乐年间泰宁侯陈珪曾督建北京宫殿、平江伯陈瑄曾总督漕运。而在天顺之后，明确说是“曹石之变”后，除了成国公、英国公等几家老牌勋贵外，已很难在朝廷大事的决策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偶有一两人借着特殊的大事件上位，比如那位在大礼仪中活蹦乱跳的武定侯郭勋，但这些人一旦个人价值消失后，就会被帝王无情抛弃。
在正统年号的14年里，三杨内阁暮气沉沉，武将却带兵杀伐，转战南北。然而一旦英宗北狩，景帝登基，在陈循内阁和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虽然边境、内地各种征讨不断，武将的权力却被牢牢限制住，即便是在土木之变后保家卫国立下大功的一些武将，如石亨、杨洪、郭登等，也未能在进入政治决策圈。如石亨这般堪称是景泰朝第一功臣的，居然连谋求外镇都做不到，武将在景泰朝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应该说，景泰朝是一个君臣共同努力将国家决策权由文武同重向重文抑武方向扭转的朝代，内阁勃兴，武将失权，连一贯由勋贵掌握的京营都到了文官手中并成为惯例，武将们的不满显而易见。夺门之变由武将们首先暗中串联，这不是偶然。
夺门之变后，英宗借着武将上位，即便其中有文臣如徐、杨辈，也努力让自己的形象向武将靠拢，于是天顺前期又将重文抑武转为了重武抑文……
后来英宗又下令，军人犯罪，俱可从轻处理。甚至在本年年底，他甚至还想过由勋臣代他祭天，还是在李贤的劝止下才作罢。在曹石之变前，几家新兴勋贵更是能左右内阁的人选、部院卿贰的任免和封疆大吏的裁撤，这便是在太祖、成祖年间，也是不多见的。而曹石一旦伏诛，久历政治考验的英宗，最终还是选择了向文官集团靠拢，重用李贤内阁，再不提军人参政的事了。
然而，英宗喜好武功的政治风尚还未能完全消退。在这种惯性作用下，成化朝仍然在北部边疆屡屡用兵。但等到了弘治之后，连这一点风尚也看不见了，大明王朝成了一个彻底的文官国家，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了宰相之实。而武将们在时代的承平和文官的双双抑制下，渐渐消磨去了“个人的意志”，成为了国家政策的附属品。他们之中诚然有作战勇武的名将如戚继光、李成梁等，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则完全不能和早期的勋贵们相提并论。若想要有所展布，便不得不依附朝中权臣，一旦他们在朝中的靠山倒台，便也只有死路一条。若是有勋贵胆敢露出一点点危及皇权和文臣的苗头，立刻便会被无情绞杀，比如嘉靖年间的“勋二代”咸宁侯仇鸾，即便一度手握京畿兵马，也不过落了个瘐死狱中。
铁山青士附注：该文帖系摘编自新浪博客网友旧时汉月的《序：从正统到天顺（一）》和《序：从正统到天顺（二）》二帖，2018年1月摘编，原题《从景泰到天顺的明代政治格局：文官集团逐渐上位，武将（勋戚）集团最终淡出（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