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雷文景；配圖：成都市錦江區檔案館】
當1913年四聖祠街福音男醫院宏偉的四層樓房建成開業時，成都市民大都對那幢華麗氣派的洋樓大感興趣，但是，在他們的心中，對那裏面的醫療技術仍惴惴不安，願意到這裏來診病的成都市民廖廖可數。門可羅雀、冷冷清清，冷漠的成都人的目光籠罩着醫院。
西醫進入成都的日子是如此的落莫。一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加拿大醫生啓爾德不甘心，他僱傭了三個中國人，每人手持一個銅盆，一個棒槌，於是，近百年前的老成都人聽見了一陣陣椴槌敲擊銅盆的聲音在落虹橋，在書院街，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響起來。就像販子販賣貨物一般，這所成都的第一家西式醫院竟然不得不用這種古老的方式爲自己做廣告。
其實，西醫進入成都的歷史還更早，也更艱難。19世紀末，啓爾德就在四聖祠街開設了福音堂診所；兩年後，他的第二任妻子麗塔在惜字宮街創辦了婦女兒童專科醫院。
西醫傳入成都之初
1892年2月的一天，一位剃着平頭、目光如炬、留着一綹八字鬍的西方人出現在成都街頭，他打量着這座城市，尋思着他欲開創西醫的想法。正是這位目光炯炯的西方人在那一年開創了成都西醫的歷史，並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現代醫學的中心，這位洋人就是啓爾德。
啓爾德(O.L.Kilborn1867～1920)，加拿大英美會傳教士，華西協合大學的開創者之一，大學理事會主席。他的醫學學術訓練出自美國金斯頓王后大學，是該大學醫學博士。他的行醫熱情出自對博愛精神的信仰，他是以志願者的身份來到成都的。啓爾德發願要爲成都人減輕病痛，併爲成都建立第一所西式醫院，與他一起來到成都的還有他的愛妻。夫婦倆在1891年作爲加拿大志願隊的先遣隊員橫渡太平洋到了中國上海，一年之後，兩人再從上海逆長江而上深入到四川成都，在老成都市區的四聖祠街，他們租用了幾間簡陋的民房，創辦了福音堂並開辦了一個小診所，這所小小的夫妻店便成爲成都現代醫學的肇端。起初，診所只限於給傳教士、信徒及少數市民診病開藥，以後聲名愈大，四川的一些政要認識到了異國醫學的價值，官員們決定補助1500兩黃金給診所。啓爾德用這筆資金於1907年開始構築一幢四層樓的醫學大樓。1913年1月30日，大樓裝修完畢，正式對外開業行醫，設病牀120張，它的醫技力量和設備是全四川最棒的，成爲了基督教英美會四川各教區醫院的醫療與學術中心。
1920年，正值英年的啓爾德病逝於家鄉，悲訊傳來，成都華西壩的中外同仁爲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稱讚他“是一位語言學家，一位悉心的管理者，一位口才絕佳的演說家，一位富有創建性的教育家。”
然而，那時候大多數成都人對西醫卻是持懷疑甚至驚懼態度的。對於幾千年以來依靠中醫中藥診治疾病的中國人，他們對深眼高鼻、一頭金髮的洋人所帶來的西方醫學總是有些古怪的想法。有一個傳說在當時的成都被講得活靈活現，說是洋人的藥片之所以有療效，那是他們將拐騙的中國小孩的眼球挖出來熬製而成的。而另一個傳說更爲離奇。有一年成都大旱，百姓當中便有傳言，說是某人於某時在東門乾涸的河牀中聽見了犀牛的怒吼：“洋人在時，天是不會下雨的！”
要進行醫學教育離不開解剖，啓爾德與他的華西協合大學醫科同事曾爲此事大傷腦筋。要找一具完整的屍體談何容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是儒家文化的傳統，它始終佔據着成都人的腦袋，沒有一個人願意捐出他們的遺體。據說，第一具用於解剖的屍體，其來歷頗具戲劇性，那是在1914年的秋天，一具屍體被人悄無聲息地放在了華西協合大學醫科樓的門口，對這來歷不明的“寶貝”，啓爾德與他的同事們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最後，他們還是壯起膽子將之解剖了。後來，經四川軍閥同意，第二具屍體被送來。這是一具犯人的屍體，但是已經身首分離，洋醫生們感到惋惜，因爲他們認爲這毀壞了解剖體的重要部位，其價值降低了。這時，那位奉命送屍體的軍人出了個“高明”的主意，他熱心地說，他可以去找另外的人頭來代替。這種發生在近一百年前的“笑話”反映了當時洋醫生們所面臨的真實狀況。一方面，啓爾德要與中國人溝通，另一方面，他又對醫院現在的技術力量和醫療設備感到擔憂，面臨着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壓力。
（下篇:《加拿大人成都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