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太平天國後，曾國藩敏銳地意識到中國還面對了一個比太平天國更危險的對手，也就是李鴻章說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什麼樣的對手呢？就是洋人。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天朝就是高高在上的，所有的外夷都應該俯首稱臣。然而，兩次鴉片戰爭，讓曾國藩的傳統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首先，雙方的武力差距極其選書，技術上的差距並非決心、勇氣和良將所能比的；其次，這些洋人與歷史上的蠻族完全不同，他們的行爲方式體現出的文明水平差異巨大，洋人並不想推翻清王朝，他們的志向在通商和平等外交，曾國藩意識到，這些洋人不但軍事強大，還有自己獨特的信仰、文化系統和做事原則。
爲此，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礎上，曾國藩不斷升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路，試圖收集並探尋西方的軍事祕密，建立“安慶內軍械所”，集中中國當時最出色的科學技術人員，專門仿造西洋的槍炮彈藥，並把試製輪船作爲軍械所的一項重要任務。爲了更全面掌握西方技術，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又建設了一個更大的兵工廠——江南製造局，將製造輪船與“自強之道”聯繫起來。
曾國藩在爲官之路上一直都很謹慎，但在洋務運動上，卻絲毫不怕有越權的嫌疑，因爲在他看來，軍事工業的意義，在於這是中國自強之本，是開風氣，是源頭。在此，不得不佩服曾國藩與時俱進的戰略眼光和思維。
除了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曾國藩的外交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曾國藩形成了三個在當時看來無比激進的外交觀念：
第一，對外國人要平等相待，把外國人當人。如之前所說，中國人的傳統狹隘觀念是隻有中國人是人，而其他族類都是介於人與獸之間，皇帝要求洋人見他的時候，必須三跪九叩，否則直接遣返，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廣州及清政府還掀起運動，不論如何也不讓外國人進城居住，也成爲英國發起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藉口之一。
第二，誠信外交，對外國人要講信用。當初清政府對外國人的方法是蠻夷不是我們的族類，因此和他們是不用講道理的，只能以權宜、權術的辦法來籠絡糊弄，而曾國藩在觀察了洋人的言行後認爲，在對外談判中，一定要像君子，首重信義。能答應的，大大方方答應，不能答應的，堅定不移。不能學市井商人的手段，讓人看不起。
第三，在對外交往中，不要爭面子，要爭裏子，不要爭小處，要爭大處。至於要不要洋人進城居住，見到皇帝要不要三叩九拜，都不是大問題，在和外國人談判時，要力爭商業利益，保護國民生計。
對比現在的國家外交的戰略思路和全球化的合作關係，不得不說，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曾國藩還是有令人敬佩的獨到眼光的，並沒有拘泥於傳統的觀念，敢於突破，用於學習，與時俱進，實在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