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偉大的人，也逃不脫命運的安排。
捻軍平定後，朝野上下都鬆了一口氣，曾國藩被任命爲直隸總督，也就是天下督撫中第一之位，而李鴻章所得的封賞遠不如曾國藩，只得到了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可見，朝廷又開始故伎重演，原來防範湘軍，現在改爲“揚湘抑淮”了。索幸曾李二人已深諳朝廷套路，並未再產生罅隙。
對曾國藩個人而言，原本可以善終，卻出現了天津教案一事，曾國藩雖鞠躬盡瘁，卻無能爲力，成爲他此生終點最大的遺憾。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和國內許多地方一樣，天津也散佈着一些教堂和傳教士，傳統民衆對外來事物並不接受，因此民間有洋人的天主教堂迷拐孩子，挖眼剜心以供藥用的傳說，造成了很多不和諧的衝突，但當地官員的態度也模棱兩可，並未據實調查澄清。
一日，一個叫武蘭珍的人在天津迷拐了一名少年，被人捉住後邊指認受教堂教民指使所爲，雖然調查後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但地方官員也並沒有向百姓證實教士的清白，也沒有安撫民衆的舉措，導致民意激憤，將憤怒轉移到駐天津的法國領事館，很多人開始圍攻法國外交官，激怒了當時的法國領事豐大業，豐大業尋外事官員未果後，一氣之下在中國民衆面前掏槍打傷了天津知縣和其隨從。繼而衝突升級，憤怒的中國民衆先是殺死了豐大業，後又湧向教堂，殺害了多名外國神職人員。天津教案震驚全世界。一週後，法國軍艦駛抵大沽，鳴炮示威。
朝廷意識到事情嚴重性，指派曾國藩接管此案。這道命令領曾國藩陷入焦灼，教案事關重大，而他自己已經身患重病，支撐恐難，但如果這次事件處理不當引發戰爭，以當時清王朝的國力，結果一定是再一次的割地賠款。最後，儘管他的幕僚一直反對，他還是給自己的兒子們寫了一份很長的遺囑，決定接下這個任務，動身前往天津。
曾國藩此行，天津百姓和官紳們報了很高的期望，他們期待這個國內名臣能夠爲他們“伸張正義”，將洋人趕出天津。但曾國藩已經預料到了這種情況，爲了平息浮囂的民氣，在去往天津的路上便寫好了一篇文告《諭天津士民》，向天津的紳士百姓聲名，此行不是爲了開戰而來。
這一下讓全體天津人莫名其妙，這道告示確實有效地剎住了鼓動戰爭的輿論。但隨後，爲了讓法國人可以心平氣和地談判，曾國藩將天津的三名相關地方官員撤職聽候查辦，此舉顯然讓曾國藩在天津大失人心。曾國藩不是不明白這樣的結果，他深知爲了發泄民族情緒打一場仗固然不難，但一旦失敗，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在外交事宜上，曾國藩一貫主張“明強”，也就是說一定在在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才能決定是使強還是使柔，不能貿然置國家危難於不顧。
在仔細調查取證後，曾國藩寫了一份有理有據的調查報告提交朝廷，希望能夠通過天津教案的調查，讓大家不要再相信洋人挖眼剖心的無稽傳聞，消弭誤會，也從另一方面爲中國百姓對洋人教堂的質疑做了充分的分析，以消除外國人的不滿情緒，促進中外雙方的和解。但誰料到以慈禧爲代表的清朝政府自身對謠言仍是半信半疑，他們始終認爲民間對洋人的憤怒情緒，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公開發布曾國藩的這份“報告”時，居然將曾國藩替中國人說話的關鍵內容全部刪掉，只剩下專爲洋人說話的部分。此折一出，朝野上下無不譁然，曾國藩居然說天主教是“勸人爲善”的宗教，崇洋媚外，曾國藩一下成了人民公敵，被人民寄予無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這樣一個賣國賊。
顯然，朝廷這樣做，可以把曾國藩貼上賣國柔軟的標籤，將民衆對朝廷的仇恨轉移到曾國藩的身上：不是朝廷軟弱，是曾國藩軟弱，這樣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確的，只是曾國藩沒辦好。
之後，清政府在曾國藩的要求下，派李鴻章接手此案，曾國藩依然鞠躬盡瘁，幫李鴻章做好了大量的掃清和鋪墊工作，了結了此事，但因爲此事，在精神和心理上備受打擊和煎熬。
結束了天津噩夢，曾國藩按照朝廷上諭的要求，回任兩江總督，路上回京陛見時，發現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黯然南返，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再度回任兩江後不久，便鬱鬱而終。
天津教案後三十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與天津教案如出一轍，慈禧等人在此事中痛痛快快地發泄了自己在天津教案中積蓄的怒火，終將清王朝引向戰爭，1900年6活躍，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等十一國同時宣戰，241名外國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在1900年夏天的戰爭中死亡。
曾國藩曾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的戰爭終在他死後變成了現實，令人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