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去世那年59歲。自殺，一根麻繩，自縊身亡。
那天是母親的生日，一九七二年冬月二十二。那天中午外公來到我家，母親給外公打了一碗荷包蛋，外公喫完回家。傍晚時分，他就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年我八歲，正是懵懂的年齡。有關外公的一些事，是母親後來零零碎碎講給我聽的。外公就是外祖父，有的地方稱姥爺，我們隨州把外公叫“gā爺”。
那時候，我們全家下放在隨縣三裏崗尚店火石衝，當時的名稱叫紅巖大隊。外公一家是先我家幾個月下放的，下放在一個叫慄樹灣的村子，當時的名稱叫紅軍大隊。紅軍大隊和紅巖大隊只隔一條碾子河，我們兩家相距也就三四里地。碾子河其實就是均水的上游。河上沒有橋，過河得脫鞋淌水。
下放是在兩年前的一九七0年，下放的原因是因爲外公。外公本來在鍾祥中學教書。教書教的好好的，學校讓教師給領導提意見，教師們不提，學校就做工作。後來，外公磨不開面子提了意見，然後就被劃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外公捱了批鬥，而後還丟了工作。外公捲鋪蓋回到故鄉隨縣，這還不能算完，家裏也要跟着受牽連，全家“上山下鄉”，從隨縣城關鎮下放到尚店紅軍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從七0年春到七二年外公自縊的那個冬天，外公在農村接受了二年多的再教育，箇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早已無從得知。
歲月無聲。如今，我也到了外公當年的那般年紀，我能感受到外公當年心中的悽惶。自己喫虧也就算了，惶恐的是自己連累了全家。下放的時候，外婆年過花甲，大舅27歲剛結婚不久，小姨23歲，小舅16歲。只看家庭成員的年齡結構，外公的壓力可想而知。
不知道壓垮駱駝的到底是哪一根稻草。是母親的那碗荷包蛋嗎？我想肯定不是。
光陰荏苒，歲月流逝，半個世紀過去了，許多親人早已不在，包括外婆，包括母親、父親，包括小舅和大舅媽；姨媽在武漢，年屆耄耋，小姨在遙遠的烏魯木齊，年逾古稀，年近80的大舅雖在隨州，但耳聾已難以交流。況且，家族對外公的自縊諱莫如深，如今想去探究，也無人可問了。有時親戚小聚，和表妹楊紅嘮起往事，說到外公時，總唏噓不已。
記憶裏，我對外公並沒有太深的印象，包括爺爺奶奶這些祖輩人。父親10歲左右，爺爺奶奶就相繼過世了，父親跟着他的姨父姨母長到18歲，其養父母又相繼過世了。而外公一直在外地教書，一年也難見到幾回。所以，祖輩的親人只有姥姥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全家下放的時候我6歲。下放之前，父母都要上班，我基本就被撫養在姥姥家，下放後纔回到父母身邊。我的小學也是在紅軍小學讀的，是小姨給我報的名。那時候每天只上半天學，中午放學了，我時常又跑到姥姥家去。
記憶中，外公下放後就不和姥姥舅舅們在一起住了，他們分家了。姥姥說是外公自己吵着鬧着要分家的，說要劃清革命界線。外公是右派，經常在生產隊的大會小會上挨批鬥，爲了不再給舅舅小姨們帶來麻煩，外公就鬧着分家。他以爲分家了就不會影響家人了。
於是外公就一個人單獨住在慄樹灣的牛棚裏。牛棚是一排幾間茅草屋，是農村圈養豬牛羊這類牲畜的地方。雖然出門仍能相互望見，但總算是另立門戶了。八十年代初那段時間，文藝作品裏有個“傷痕文學”，披露那個時候的右派爲牛鬼蛇神被關牛棚，許多現代的年輕人還以爲那是文藝作品的特指杜撰，其實這是真實的存在。那個時候的“地富反壞右”，真的是和動物們住在一起的。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人性的悲哀。
外公住牛棚是不是自虐我不知道，但外公的“家”收拾得很整潔，儘管隔壁牛羊的異味不時地飄散過來。門被洗刷乾淨了，土坯牆糊上了報紙，屋頂用竹蓆搭了頂棚也糊了報紙，兩條板凳支上一副門板作牀，掛着蚊帳，被褥雖舊但洗得很潔淨。牀頭有幾本書，簡陋的木板搭成了一個小桌，放有紙筆文具。
不管世道如何艱辛，從擺設看，外公骨子裏知識分子的氣節是難以改變的。
放學了，有時候我可以去外公“家”，這是姥姥默許的。姥姥會讓我端一碗菜或一碗稀飯給外公。然後外公會給我講故事。外公講的故事很新奇，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外公講的是“一千零一夜”，我就想，我要是有“芝麻開門”的神力該多好，我就可以把外公的牛棚變成宮殿。
過年的時候，外公會從牀底下罐子裏摸出幾顆乾果，桃仁杏仁或是紅棗，這東西在那個時候可是稀罕物事，這是姨媽從遙遠的新疆寄到隨縣的，外公總是捨不得喫。寄回來的乾果喫完了，外公也會抓幾顆炒蠶豆給我。
外公屋角的箱籠上，有張長長的琴，但從沒聽到外公彈過。琴很乾淨，外公肯定常常擦試它。我喜歡聽琴，我家裏有二胡和小提琴，那是父親從隨縣城裏帶到尚店鄉下的琴，父親時不時地拉琴，我想拉琴和彈琴肯定不一樣，就老想聽外公彈琴，又不敢說。
有個冬夜，我放學後又賴在姥姥家，和小舅舅一同在木閣樓上早早地睡了。姥姥在慄樹灣的家不夠住，小舅舅就一直睡在木閣樓上。寂靜中，忽地就聽到了時有時無的嗡嗡聲。冬夜的黑暗是容易讓人想到許多神怪物事的，而在一個小孩子的心裏卻更容易遐想。問小舅舅，小舅舅說這是外公在彈琴。
這嗡嗡的琴聲化作了我遐想的序曲。我的思緒從慄樹灣飛到碾子河，那河水是綠色的，水中滿是翠藻銀鱗；再飛到刺子巖，緣着琴絃，爬上青山寨，那山是青的，山裏有奇花異草，有珍禽怪獸；我很輕很輕，就像那根琴絃一樣飛行。我彷彿看見那條琴絃在月光中發着銀光，我可以看到它的兩端，卻又覺得那琴絃長到無限。我漸漸有些模糊，在模糊中我用小小的鐵錘敲打那琴絃，於是那琴絃就發出嗡嗡的聲響。這嗡嗡的琴聲就直接傳到我的耳朵裏，飛行了很遠很遠，爾後才發覺自己仍是躺在小舅舅溫暖的被窩裏。
我思緒零亂，我看見外公變成一個雪白鬚眉的老人，連衣服也是白的，爲月光所洗，渾身上下顫動着銀色的波紋。這好像不是外公，乃是一個神仙，“一千零一夜”裏的神仙，神仙在拔動琴絃。我竭力想把那神仙同外公分開，然而他們老是糾纏在一起。我感到恐怖。我的恐怖卻又誘惑我到月夜中去，跑到月夜的碾子河上去。恐怖是美麗的，然而到底還是恐怖，我的靈魂在月光下的碾子河上佇立，感到寒戰，而我的身子卻越發地向被子裏畏縮，直到矇頭裹腦沉沉睡去。
這個夢境一直深藏在我的腦海裏，藏了50年，藏了半個世紀，做了這個夢不久，外公就自縊了。我總懷疑這個夢和外公自縊有關。
外公的字寫得好。有時到外公屋裏，外公會問我的作業，那時我還在用鉛筆寫字，外公就用橡皮擦把我作業本封面上的名字擦了，用鋼筆寫上紅軍小學，寫上班級，再寫上我的名字付強。我覺得外公的字寫得好看。
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我弟弟付凱和表妹楊隨的名字也是外公取的。生楊隨和付凱的時候正值七0年下鄉後不久，外公說，取這名字的意思，是早晚你們都會凱旋迴到隨縣的。
只可惜凱旋隨縣的那一天外公永遠看不到了。
姥姥還在世的時候給我說過，外公自縊的那天晚上生產隊又要開大會，住在姥姥家隔壁的大隊民兵連馬連長上午就通知了，叫外公作好準備。那天是冬月二十二，是母親的生日。中午，外公過碾子河到我家來了，外公問了母親小姨去新疆投奔姨媽的事，母親給外公打了一碗荷包蛋，外公吃了，外公還囑咐母親，說今後，你們遇到再大的艱難也要過下去，生活一定會好的。這是母親後來說的。
可外公自己卻沒能堅持下去，他用一根麻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許，他徹底解脫了。
父親去竹林裏砍了幾根竹子，用幾張彩紙做了一個花圈，我在一旁拙笨地幫襯着扎紙花。這是外公葬禮上僅有的一隻花圈。壽器是買的鄰村一個老人的，壽器就是棺材。棺材有點長，只好在外公腳下墊了一塊土磚。去往天堂的路上，外公也腳踏實地。
外公的葬禮很悽清。紅軍五隊派幾個社員去挖了墓穴，記得第三天早上就出葬了，我和父親、和小舅舅一路下跪，墓穴就在慄樹灣出口對面陽坡的拐角上，站在村口就遙遙可見。
外公去世前的幾個月，小姨去新疆喀什投奔姨媽去了，姨父是進疆部隊幹部。外公去世的第二年春上，大舅通過在縣民政局的堂兄楊志武的幫忙，全家搬遷到了城郊勝利大隊。儘管依然還是在農村，畢竟搬到了縣城邊上。
而外公終是沒能堅持住，他倒在了黎明之前。
我家依然在尚店紅巖的大山裏熬着，父親母親聽外公的話，一直熬到一九七九年秋國家出臺政策返城。
都走了，都離開了尚店。只留下外公在慄樹灣邊的那一座孤墳。
八十年代中期，外公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補發了當時數目不菲的工資還有補償金。但這一切，於外公而言，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
又過了些年，姨媽和小姨出資，母親和大舅出力，去尚店慄樹灣挖回了外公的骸骨，遷葬在南郊瓜園公墓。是我公司的楊忠明開“萬山”麪包車幫忙去拖回隨州的，舅舅做了一個一米長半米寬的木頭箱子，放在引擎蓋上，一塊紅布搭着。母親說，她下到挖開的墳坑裏，一塊一塊撿起了姥爺的骸骨。
直到一九九二年姥姥去世，他們纔有了合葬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楊其華，生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十日，卒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那一年清明，我凝視着墓碑，突然想起九月十日不是教師節嗎？外公原來是生於教師節的，外公和教師真的是有不解之緣，我又一陣莫名感慨。其實我知道，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生辰用的都是陰曆。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每個人的頭上都是一座山。”有時就想，這粒灰可能太沉重了，人隨時就可能被壓成塵埃。
還記得傷痕文學的定義，就是“揭開結痂的傷疤，血淋淋的指給你看。”其實我暈血，我惟願傷疤裏的嫩肉已平復如初，幹嘛要去揭開已經結痂的傷疤呢？但我的記憶深處總是縈迴着兒時那個奇怪的夢，那夢裏有外公嗡嗡的琴聲，還有月夜裏水銀瀉地的碾子河......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外公彈琴。甚至已記不清外公是不是有琴。但這已經不重要了，那琴，隨着時光，早已遺落到天方夜譚裏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