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不同時期內涵有所不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謂“大江南”，泛指長江中下游地區，有時也包括長江上游部分地區；所謂“中江南”，主要指長江下游地區，包括江西一帶；所謂“小江南”，主要指長江三角洲及周邊地區。先秦時期所說江南多指大江南，唐代以後所說江南多指中江南，明清以來（包括今人）所說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範圍與核心範圍之分，基本範圍以太湖流域爲中心向東、西兩側延伸，包括今江蘇南京、鎮江地區，浙江紹興、寧波等地區，也包括安徽蕪湖、徽州等地區，江西的婺源及長江以北的江蘇揚州、泰州、南通等地區；核心範圍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嘉興、湖州與上海。
關於江南的四個文化特質:
其一，開放包容，擇善守正。
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得益於持續的開放與交流。
秦漢時期，江南地區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東晉以後才快速發展，很重要一個原因，便是由於中原戰亂。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與宋代靖康之亂，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遷移。北人南遷不是難民零星遷移，而是包括統治階層、名門望族、士子工匠在內的集羣性遷移，是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識、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在內的整體性文化流動，即所謂“衣冠南渡”，這對江南影響極大。這種遷移，從全國宏大範圍而言，是中國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遷移，但對於江南而言，則是一種全面的文化開放與交流交融。
江南地區的開放，也包括面向世界的開放。古代中國與東亞以外的世界聯繫，主要通過兩個方向，即今人所說的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的橫貫亞洲、聯結亞歐非三洲的陸路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以後。前者以長安爲起點向西，與東南沿海地區沒有太大關聯；後者或以泉州、廣州爲起點，或自杭州、揚州等港口直接出航，所載貨物，或爲絲綢，或爲瓷器等，這就與江南地區有了直接關係。中國歷史上，凡是偏向於東南地方的政權，都比較重視海洋。宋朝注意發展市場經濟，拓展海上貿易。朝廷帶頭經營，民間積極參與，江南地區處於對外貿易前沿，江陰、青龍鎮、劉河、溫州、明州（今寧波）、乍浦、上海，都曾是重要港口。
江南文化長期引領中國對外開放潮流。明末清初，徐光啓等知識分子與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共同掀起第一波西學東漸熱潮，將《幾何原本》等大批西學介紹到中國來，其中代表性人物徐光啓、楊廷筠、李之藻、王錫闡等，都是江南人。鴉片戰爭以後，上海成爲第二波西學東漸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王韜、馬相伯、李問漁等，也都是江南人。五四前後介紹馬克思主義熱潮中，亦以江南人爲多，陳獨秀、陳望道、沈玄廬、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等，均爲江南人。
江南地區在吸收大量來自外地、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一直有自己的選擇與堅持。誠如近代思想家蘇州人馮桂芬所說，“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吸收的過程，就是比較、鑑別與選擇的過程，吸收精華，排斥糟粕，唯善是從，堅守優秀。海納百川與壁立千仞，開放與堅守，是高度統一的，其標準便是唯善是從。明清時期江南學術、文學、藝術的全面興盛，便是典型。近代以來的海派文化，則是以江南文化爲基礎，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優秀部分發展起來的。
其二，務實創新，精益求精。
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文化領域，江南人都相當務實，勇於創新，秉持實踐理性。江南多數地方自然稟賦優越，氣候溫潤，土壤肥沃，物產豐盛，人們容易解決溫飽問題，故讀書人多，識字率高，所以，江南進士、舉人比例特高。但科舉仕途太窄，絕大多數讀書人在由學而仕的道路上行走不通。於是，他們除了務農，還有很多人當了塾師、幕僚、賬房、訟師及各種專業性學者或藝術人才。他們有文化，競爭力強。無論何種領域，從業人員愈多，則分工愈細，分工愈細則創新能力愈強。康熙雍正年間，蘇州加工布匹、絲綢的踹坊，就有450多家，蘇州工藝種類多達五十餘種，且加工精細，水平高超。蘇繡、蘇玉、蘇雕、竹刻、“四王”的繪畫，顧炎武、錢大昕、閻若璩的考據，方以智的哲學，桐城派的文學，各種頂尖的學術、藝術，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獲得成功的。
務實創新，精益求精，使得江南文化成爲中華文化精緻絢爛的時尚中心與審美高地。誠如明代人評論以蘇州爲核心的吳地文化時代所言：“夫吳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爲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爲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嗇也。”
最爲典型的例證，是清朝宮廷對蘇州藝術的欣賞與垂青。學術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兩代紫禁城，從自然景觀到人文環境，都浸潤着蘇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蘇州工匠領導建造的；皇家建築使用蘇州金磚、玲瓏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宮廷殿堂使用蘇造傢俱，牆壁貼着吳門畫派的山水畫，屋頂掛着蘇州花燈，桌上擺着蘇州鐘錶，衣飾、牀帳、鋪墊爲蘇州刺繡，吳羅、宋錦等織繡；皇室享用的繡品，幾乎全出於蘇繡名藝人之手，服飾、戲衣、被面、枕袋帳幔、靠墊、鞋面、香包、扇袋等，無不繡工精細、配色秀雅、寓意吉祥。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後在蘇州駐留114天。乾隆皇帝對於蘇州文化，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孔飛力說，江南是讓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賞又滿懷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麼地方讓清朝統治者既羨慕又惱怒，那就是江南文化，“凡在滿族人眼裏最具漢人特徵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爲中心：這裏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位。”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這一特點到了近代，更爲突出。穆藕初以一個普通的海歸，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成爲全國棉紡業大王，陳光甫能在金融業中脫穎而出，商務印書館能長期執中國出版業之牛耳，難計其數的以精緻著稱的“上海製造”，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結果，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典型。當代江南，萬噸水壓機、人造衛星，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蛟龍號深海探測船、上海振華龍門吊等大國重器不斷湧現，無不體現江南人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品格。
其三，崇文重教，堅強剛毅。
江南普遍重視文化，重視教育。歸有光說：“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江南地區自宋代以來便書院林立，講學興盛，明代無錫東林書院、武進龍城書院、宜興明道書院、常熟虞山書院、嘉興仁文書院，清代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南京鐘山書院等，不勝枚舉。江南所出文人儒士之衆，詩詞文章之繁，爲天下之最，蘇州作爲“狀元之鄉”的名聲早已舉世聞名。科舉之外，凡與文相關的方面，文賦詩詞、書法繪畫、戲曲音樂、雕刻園林，江南均很發達。當代江南所出兩院院士，在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
江南民性有小橋流水、溫文爾雅一面，也有金剛怒目、堅強剛毅一面。宋末元軍南下，在江南遭到頑強抵抗，常州以2萬義軍抵抗20萬元軍的圍攻，堅守半年，被譽爲“紙城鐵人”。明初寧海人方孝孺，面對朱棣的高壓，寧願被誅十族，也不願降志辱身，成爲剛正不阿的千秋典範。清兵南下，江陰、嘉定、松江、浙東都爆發了氣壯山河的抗清鬥爭，湧現出侯峒曾、黃淳耀、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一批剛強激越的英雄。紹興人劉宗周寧願絕食而死，也不願入清廷爲官。近代章太炎、徐錫麟、秋瑾，均以不畏強權、鐵骨錚錚著稱於世。江南人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延綿不絕的文化傳統。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每到改朝換代之際，就會轉化爲強大的精神力量。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早已成爲婦孺皆知、淪肌浹髓的愛國主義營養。
其四，尚德重義，守望相助。
江南文化具有濃厚的宗教性內涵，信奉佛教、道教者（包括信奉媽祖）相當普遍，民衆普遍尚道德，講義氣，重然諾。徽商、浙商、蘇商均有儒商傳統，崇尚義利兼顧。這種傳統到了近代上海，就演變爲講誠信，守契約，遵法治，其中相當突出的現象是商業規範與信用系統的建立。誠如著名實業家穆藕初所說：數十年來，“思想變遷，政體改革，向之商業交際，以信用作保證者，今則由信用而逐漸變遷，側重在契約矣。蓋交際廣、範圍大，非契約不足以保障之”。貧富相濟，守望相助，是江南社會一大特色。近代以前，江南慈善事業就相當普遍而發達，設立義田、義莊、義塾以資助貧困子弟讀書，設立育嬰堂、孤兒院、清節堂等慈善機構，以救助鰥寡孤獨等弱勢羣體，是江南社會重要傳統。古代中國最早的義莊，便是宋代范仲淹在蘇州所設。近代以後，上海則是全國城市慈善事業最爲發達的地方，也是全國慈善救助中心。近代上海有二百多個同鄉組織，他們聯繫着全國各地，每個同鄉組織都有慈善功能。從晚清到民國，全國性慈善中心上海協賑公所就設在上海。從事慈善組織活動的中堅人物，經元善、盛宣懷、謝介福等，都是江南人。每遇內地發生水災、旱災、傳染病與戰亂，上海慈善組織總是發揮領頭與關鍵性救助作用。